宋代天台宗的基本走向，除了理论方面对“真心观”、“妄心观”等义学命题的反复争论，在具体修行实践方面，普遍发展了智顗所倡导的念佛三昧，以与当时教界盛行的弥陀净土信仰接轨；从而在天台宗内部，纷纷展开台净合一或台禅一致的理论阐述和具体实践，对推动佛教在宋代以后的净土化转向起了很大作用。同时，随着净土念佛的推广，为满足广大信众的信仰需求，宋代天台宗致力于完善智顗初制的仪轨制度，尤其是水陆法会和各种忏法。
　　 4.元明清是天台佛学回护和退守时期
　　 天台宗在式微过程中，历代仍有一些义学高僧出现，如元代有性澄（著有《金刚经集注》）、蒙润（著有《天台四教仪集注》）、怀则（著有《天台传佛心印记》）、允若（著有《内外集》）、必才（著有《法华讲义》、《涅槃讲义》）、善继等，明代有真觉（著有《楞严百问书》、《法华披荆钺》）、传灯（著有《性善恶论》、《法华玄义略辑》、《天台传佛心印记注》、《楞严经玄义》、《楞严经圆通疏》）、智旭（著有《教观纲宗》、《教观纲宗释义》、《法华经会义》、《法华经纶贯》、《大乘止观释要》）等，清代有受登、灵乘、灵耀（著有《楞严经观心定解》、《四教仪集注节义》）、内衡、性权等，相承不绝如缕，使天台之学得以延续至今。在理论研讨方面，他们仍然围绕心性善恶问题展开。但是，时代愈后，天台学者的思想也愈混杂，这从他们的著作范围也可得知一二。
　　 5.近代是天台佛学命脉维系时期
　　 自明代蕅益智旭创立兼修净土的天台“灵峰派”起，天台宗的净土会归倾向更为明显。至近代，天台学者普遍重视净土念佛实修，而于天台教义的发扬广大则益显薄弱。近代的天台佛教也只是维系一息命脉而已。
　　 近代天台学者较为著名的有观竺、广昱、幻人、通智、敏曦、祖印、谛闲等。他们的天台佛学大多与禅或净土相联系，与近代中国佛学的总体趋势相合。谛闲是灵峰派的传人，堪称近代天台一大家。但他平时讲经，或说《法华经》，或说《楞严经》，或说《弥陀经》，或说《圆觉经》，以融贯各家为特色，与所谓“行归净土，教演天台”的学佛宗旨相符。其著作有《教观纲宗讲义》、《大佛顶首楞严经指昧疏》、《圆觉经讲义》、《普贤行愿品辑要》、《观经疏钞演义》、《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大乘止观述记》、《始终心要解略钞》。
　　 谛闲之后，其弟子各化一方。宝静继主宁波观宗寺；倓虚于东北创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又于青岛创湛山寺，也取“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之旨。
　　 二、天台佛学的基本特征——止观并重
　　 由智顗所确立的天台宗理论体系，主要内容是以“一念三千”为核心的止观学说。天台宗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止观并重、理论与实践并进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既使它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当时哲学思想界的最高水平，也使它在佛教实践方面保持平实稳妥的状态。
　　 智顗所创的另一重要学说是“性具善恶”说。此说为天台后学继承和发扬，成为该宗的一大特色。按照大乘佛教的一般观点，“性”或“理”是纯粹至善至净、超越善恶对立的精神世界。如果说它是“善”，这种“善”并非含有与“恶”对立的意义。所以，大乘佛教通常不说“性善”，更不说“性恶”。智顗提倡的“性具善恶”说，尤其是其中的“性恶”说，为佛教的中国化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智顗时代，南北佛学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智顗不仅通过“止观”学说从哲学理论上圆融统一了南北佛学，而且通过判教体系统一安排佛教全部经典，调和佛教内部矛盾。智顗的判教理论，由五味根机说、三种教相论、四教义、教观统一论等组成。他还把判教理论中的三种“教”与止观学说中的三种“观”配合，构成“教观一致”体系。但天台后学对智顗的上述判教思想，通常以“五时八教”说予以概括，作为天台宗判教理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智顗当初的原意。
　　 天台宗的理论体系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积极的创新。所谓继承，突出表现在禅修实践方面，即以坐禅为核心的程序化严格修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理论体系的完善方面，即以中观学系统的般若性空学说为背景，批判同时代的佛教各家思想学说，结合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有效地确立庞大的新的哲学体系。南北学风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修的紧密联系，使天台宗在早期佛教宗派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获得僧俗人士的高度赞扬，这为它此后千余年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台宗不废禅观，故与后来的禅宗并不一致。禅宗以禅命名，但普遍放弃禅修；天台宗不以禅为标志，却始终坚持禅修。这不只是修行方法上的差别，也是一宗指导思想上的根本不同，故而直接影响到对它们的具体评价。可以认为，天台宗在哲学思辨的水平上不仅远高于同时代世俗哲学，而且也胜出佛教各家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禅宗的优势则表现在思想上的积极进取，对佛教思想史的无情反省精神以及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批判态度。天台宗由于坚持止观双修、定慧并重，主张以“一念无明法性心”为原理的个体修行，辅以各类具体的止观方便法门，因而能满足不同层次信仰者的需求。相对而言，禅宗在重建民族自信和提倡思想解放的同时，在修行上放弃循序渐进方法，导致后来流弊丛生。
　　 以天台佛学发端的隋唐宗派佛学各立宗旨、异花竞放，从而决定了天台佛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宋代张方平对王安石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这里所谓“儒门淡泊”，指的是缺乏哲学味道，尤其是心性学说比较薄弱。圣贤之所以归于释氏，是因为佛教的哲学抽象思维高于儒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智顗的世界本质论、人生本质论、人性善恶论、道德实践论等哲学思辨中得到验证。佛教在隋唐时期与儒、道鼎足而立，且其学说水准为三教之最，天台佛学功不可没。
　　 由于智顗有效地通过“方便通经”原理，将传统文化（如本体论哲学、人性善恶理论、道德修养方法等）融入佛教哲学，实际上起到了肯定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的作用。智顗在以自己独创的概念诠释印度佛教经典、义理的过程中，曲折地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信念；而他对本土所撰“伪经”的偏爱，则从侧面反映了这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