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慧思看来，末法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身的堕落，是人们违背佛陀教导而升起恶心、恶行，所以自觉地忏悔灭罪十分必要。慧思之所以提出“性具染净”命题，智顗之所以突出“性具善恶”学说，都包含着因时值末法而表达的忧虑。虽然从理论上说，染净、善恶同具心性，无明、法性并在一念，但从修行的角度看，仍要时时提醒自己忏悔灭恶。
　　 自西晋末年起，北方僧众的南下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北方恶行比丘的迫害活动坚定了慧思南下的决心。在他看来，无论是太武帝的灭佛，还是北方恶比丘的迫害，都预示着佛教在北方地区遇到生存方面的深层危机。而与此同时，南方佛教却呈现着另一种景象。慧思不仅自己一再南下，而且令其弟子智顗也南下金陵。这里既表达了慧思对佛法的独特理解，又包含着他对王朝正统观念的追溯，这些都给智顗以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慧思移居陈朝之境后，学佛和传法的境遇就有了明显改善。陈光大二年(568)，慧思“将四十余僧径趣南岳”，其时“陈世心学莫不归宗，大乘经论镇长将悟，故使山门告集，日积高名”。不久，慧思即为陈宣帝所重视，“敕承灵应，乃迎下都，止栖玄寺”。自是誉满道俗，无不倾心归仰。及还南岳，每日集众讲学，说法倍常。“每年陈主三信参劳，供填众积，荣盛莫加”（注：《慧思传》。）。前后对比，恍若隔世。智顗后来在南方传法的成就，也完全在慧思的预料之中。
　　 在南朝覆亡、陈隋王朝交替之际，智顗并未割断与旧王朝的政治联系和感情纽带，成为新王朝的驯服工具。他一生的命运和事业始终与梁、陈王朝的兴衰结合在一起。他并未因出家而真正抛弃对家国的依恋和怀念。他以固有的正统王朝观念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确定自己的佛教立场。像智顗这样的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决非个别现象。由于他们具备高深文化素养以及接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熏陶，更能有效地将出世间的佛教观念与入世间的伦理道德结合。因此，历史上的“孝僧”似乎应该从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理解。像智顗那样对旧王朝的“忠”，需要我们从更广泛的背景上加以认识。他们虽然坚持出家、脱世的态度，但由于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在内心深处不可能彻底摆脱世俗伦理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完全抛弃儒家王朝正统理念。这对我们正确和全面认识唐宋时期的佛教忠孝思想将有所裨益。
　　 智顗对陈王朝和隋王朝的不同态度，是以他的王朝正统观念为背景的。历史上多数高僧持有王朝正统观念（如大慧宗杲及其“看话禅”系统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汉月法藏等），这与传统民族文化素养相联系。早期禅宗（楞伽师）地域上的转移，也有王朝正统观念的涵义。此后，在天台宗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不断强化仪轨和忏法，强调宗派历史传统（通过撰诸天台史书），引导僧众的内心忏悔，也都与这种末法观念相联系。
　　 五、天台佛学的历史地位——意义评估
　　 中国宗派佛教有八宗之说，其中有重视义理的，也有关注实修的，还有义理与实修并重的。天台佛教在八宗之中当属义理与实修并重的一派，在理论方面有重大建树，在实修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因为天台佛教历史的久远，其哲学理论的深邃和修行仪轨的复杂，给当代学者带来认识和评价方面的难度。
　　 天台佛教的哲学深度及其思辨水平在全部佛教宗派中首屈一指。智顗大师的佛学总结并超越了南北朝佛学，他是改造印度佛学最有成就的中国学者之一，是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创者。因此，他的学术贡献不在玄奘之下。智顗所创建的天台学说体系，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世俗哲学，而且也在佛教哲学中独占鳌头，直接影响到尔后建立起来的三论、华严、禅等宗派的思想理论。
　　 天台佛学提出的一系列范畴、概念、命题，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为中国哲学从朴素的伦理道德学说向精致的思辨哲学、本体论哲学的转向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智顗大师的“一念三千”说是对中国哲学的重大革新，在哲学形态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智顗大师的“性具善恶”心性理论，也将传统儒家的人性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宋代天台宗内部的佛学论争，虽然带有经院神学的繁琐色彩，但对学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尤其对理学思潮心性学说的启示作用，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遗憾的是，天台佛学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至今仍未引起相关学术界的充分认识，这不利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
　　 在当前世界范围的佛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忽视乃至轻视汉传佛典的研究，过分强调对梵文、巴利文原典的依赖，进而采取对中国佛学的否定态度，抨击中国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立场，其心态和用意值得引起警惕。中国佛学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天台佛学在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已是历史的定论。学界人士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研究中国佛学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民族文化的鲜明立场。诚然，梵文、巴利文原典是佛教资料的重要库藏，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和印证相关文献，但它无法取代汉语系佛教原典和资料。受传统文化影响而改变了印度佛学原貌的中国佛学，不仅将佛教的理论和思想发展了，并且在印度佛学消亡之后担当起了中流砥柱的角色。天台佛学的创立和发展，其学说论辩之风的延续和推进，为东方佛教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库藏。
　　 天台佛学之所以显示出长期的社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亲和力。天台佛学中的“性具善恶”理论是与儒学协调的产物。智顗大师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他准确无误地认识到，儒学和佛学在很多领域可以相通互补，其中心性理论是核心部分。他通过对两家心性理论的融合贯通，大谈人性的善恶本具，并以修习善恶来解释人们的各种社会表现。智顗以后的天台学者，普遍继承这一传统，将儒家心性理论纳入佛家考察范围。
　　 由于天台佛教长期在南方传播，无疑受到南方道教思想和修行的影响。智顗栖隐的天台山，佛道共存，源远流长，以致引起他求觅仙迹、以仙道助成佛道的兴趣。宋代杭州地区也是道家文化和道教思想兴盛之地，天台学者从更广泛意义上加速对道教的吸收，如道教的仪式轨范、鬼神崇拜都曾为天台佛教的世俗化、民间化以深刻影响。
　　 在天台的学说史、思想史中，我们也能清楚看到天台学者与其他各宗学者之间的抗衡。智顗之后，隋代灌顶、唐代湛然、五代道邃等人，在他们的各类著述中，以发扬智顗大师性具实相学说、天台判教原理为背景，展开对华严、唯识、禅等各宗思想学说的严厉驳斥，以维护自宗的权威。在宋明时期的天台学者中，同样坚持以自宗特有的心性学说（“性具善恶”）的阐述，表达与他宗教义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