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立佛教教委有无可能？
　　十年前在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下设“教材编审委员会”。当初成立的本意是一个起规划、评审、咨询、协调作用的机构。在组织形式上，“教材编审委员会”可以说是从近代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之前身）获得灵感。1993年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又成立了佛教文化教育委员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自上而下的“公办”形式在实践中证明无效时，能否考虑以自下而上的“民办”形式，然后再以“公私兼顾”的方式，重组一个由全国佛教教育单位共同参加的权威机构——“中国佛教教育委员会”？

　　笔者在《关于协调中国佛教教科书出版的建议》[25]和《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26]中，对于这个机构的具体运作已有论议，现再整合为以下意见：

　　（一）展开教学调查和学科评估

　　这个调查包括现有佛学院和研究所，拟议中的居士教育，亦可延伸到世俗大学的佛学课程和人才培养。调研内容为各种佛教教育形式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需求，师资力量和教学方式，以及海内外佛教图书和教材的出版情况等三个方面。建议采取如下方式：

　　委托中国佛学院和办学效果较好的二所地方佛学院，在本院的办学实践基础上，调查海内外同类佛学院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材配置和学生状况，分别提交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的教学大纲草案。可参照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做法，下拨课题研究经费。由被委托的单位组织相应的课题组，按协议规定的要求按时完成调查报告。这种调查必须有量的分析，吸收电脑编程人员参加，将调查结果输入数据库，使规划佛教教育建立在一个比较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调查报告作为科研成果，并印发各佛学院和教材编审委员讨论。以这种委托调查为主，“教委”亦可同时或在这之后，组织专家调查组作专题调查；亦可与有关出版单位的图书市场调查结合起来。上述调查应能解决如下问题：

　　1、将各院校共同的教学效果较好的现行教材确定下来，由有关出版单位作为常备书目，保证供应。

　　2、在各院校自编、自选教材中推荐优秀者，经“教委”讨论通过，优先出版，供全国佛教教育单位选用。

　　3、在教学调查和学科评估基础上，推举各门课程的优秀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奖励教学科研经费，并采用录音、录像等电化教学形式，以提高各院校的教学水平。

　　4、找出各院校共同存在的教学弱项和学科缺门，集中全国力量共同攻关，在若干年内，确保各院校有最起码的课程配置和教学用书。

　　5、发现并推荐教内外各界佛学研究和教学人才，礼请参与教学或教材编写工作。

　　6、根据轻重缓急和自身财力，积极稳妥地引进海外优秀佛教专著和教材。

　　（二）举行教学研讨活动

　　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和强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结合重点学科的建设，由“教委”出面主持，每年寒暑假在各佛学院轮流举办教学研讨班，时间从半月到一个月不等。聘请海内外、教内外公认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主讲，学员主要为各佛学院青年教师，并向主办学院的高年级学员开放。不搞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讲座，在佛教概论、中印佛教史、各专宗专论和基本经典上，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进行讲授和讨论。每次解决几个教学难点，每次都使学员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几年下来，可以使现有的师资水平提高一截。这种研讨班又同重点研究项目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学实践上去。现场录音录像经出版单位剪辑制作，可发行到各教育单位。同时在各佛教刊物上开辟“佛教教育”专栏，对教学上的问题进行讨论。逐步过渡到创办一份《佛教教育》，成为全国各佛教教育单位的共同园地。

　　（三）主持、评审、委托课题研究

　　主持重大课题研究，“重大”者，指关乎佛教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当前最急需的基本资料，工作重点在“重”而不在“大”。由上述课题再派生出大量中间成果和分枝课题，以评审、委托研究的方式吸收教内外学者参加。

　　1、基本资料 经过二十多年教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最近七、八年电子佛学资料库建设，我们已经拥有大藏经和基本工具书的电子版本，学术论文和文章的电子文本亦遍布各个佛学网站。继中华书局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四大卷和金陵刻经处的《藏要》三大辑之后，在印刷文本上，现在也可以为教内外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着手建立一个中型的基本资料库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在近年内重点抓几个基本资料项目，诸如《佛典枢要》、《藏要新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当代佛学论藏》等。

　　2、基础理论 “教委”自身要主持重点项目研究，对宗教学上重大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澄清社会上对佛教的误解和偏见，考察佛教在中国的盛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当前可考虑的主要选题有：《宗教学原理》、《比较宗教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发展史》等。

　　3、专题研究 按佛教教育圈逐层开展，“边缘性”、“交叉性”的课题将会越来越多。可以研究基金的方式，委托教内外学者撰著、编译。再加上经学科评估确定的优秀教材和重点项目派生的有关课题，在确保重点的前提下，大体上可以涵盖佛教教育三个层圈。

　　（四）组织教学考核与人才考评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专业院校”这三类佛教教育模式，在今天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涉及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适用于宗教、政治、学术三种标准。学制不同，办学力量又出自不同方面，需要有一套权威的考试制度和相应的题库。现在，可以先从“译场讲学”和“专业院校”这二类模式入手进行试点。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寺院，形成一个良好的佛教教育内外部环境，才能对佛教教育的终极宗教目标，真正起到烘托和拱卫的作用。

　　注　释：

　　[1]《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部分内容以《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佛教教育的宗旨与目的》为题，刊于《浙江佛教》创刊号，1993.2。全文正式发表于《佛陀教育》（新加坡），1999年第2—3期。

　　[2]极而言之，净空法师把佛教称作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是大智大觉，“所以佛陀教育就是智觉宇宙人生的教育”（释净空：《认识佛教》，1990年讲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