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用佛陀化导众生的教化方式四悉檀来说，为达到破除一切语言戏论，直契诸法实相之理的“第一义悉檀”，有如下三种对机说法的教育方式：（一）“世界悉檀”，即以世间一般之思想、语言、观念等事物，说明缘起之真理，令凡夫喜悦而得世间之正智；（二）各各为人悉檀，即应众生各别之根机与能力，而说各种出世实践法，令众生生起善根；（三）对治悉檀，即针对众生之贪瞋痴等烦恼，应病予药，为灭除众生烦恼与恶业之教。

　　[4]王雷泉、程群：《中国佛教译场的回顾与前瞻》，《法音》，1998.3。

　　[5]欧阳渐：《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王雷泉选编：《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95页）。

　　[6]据《唐会要》或《佛祖统纪》等记述，唐中宗神龙元年是诵《法华经》，肃宗至德二年是诵经五百纸，代宗之朝是经律论三科的考试，敬宗的宝历元年是令童子诵经百五十纸、女童子百纸，宪宗大中十年则依戒定慧三学，择有道性、通法门者。五代后唐的清泰元年开始则设讲经、禅定、持念、文章、议论五科，或是讲论、讲经、表白、文章、应制、持念、禅、声赞等八科。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的敕令，规定男子十五以上诵经百纸、读经五百纸；女子十三以上诵经七十纸、读经三百纸，完全是测验经典读诵能力的制度（高雄义坚著、陈季菁译：《宋代佛教史研究》第一章〈宋代的试经度僧〉，收入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47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8）。

　　[7]比如《高僧传》卷五：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十六方许剃发，于是专务佛理，镜测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讲说。

　　[8]太虚讲，光宗、性觉、弘悲记：《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2册，第1—94页，大乘文化出版社，台北，1980。

　　[9]习凿齿称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10]南怀瑾：《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中国佛教发展史略》附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亦收入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0册《佛教与中国思想与社会》中。

　　[11]王雷泉：《丛林中的兵法——介绍〈禅门锻鍊说〉》，《丛林》，1998.3。

　　[12]王雷泉：《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佛教文化》，1998.1。

　　[13]王雷泉：《台湾佛教兴学热潮一瞥》，《法音》，1995.12。

　　[14]中国佛教协会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起成立“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和“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旋于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座谈会”，并相继制定评聘佛学院教师职称和规定佛学院毕业生待遇等相应文件。这二个会议，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次会议之前十年和之后十年，对佛教教育的理解和实践，基本上都局限于僧教育和全日制学校。

　　[15]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东初出版社，216页。

　　[16]蓝吉富：《台湾地区佛学教育所面临的若干难局》，《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111页。

　　[17]妙湛法师提交“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论文：《为抢救中国的僧教育而奋斗》。

　　[18]赵朴初讲话的原文是：“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缘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法音》，1992.3）“人才奇缺”的现象当然要从佛教内部，尤其是教团组织入手，但外部环境不尽人意也是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赵朴初当初所说的“具足外缘”，在今天看来还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19]“对宗教徒来说，如果认为宗教是一个趋向消亡的落后事物，其主要方面是消极的话，那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好。名不正则言不顺，理不直则气不壮，气不壮则事不行。社会之所以需要佛教，就在于它是宗教，失去这一特点，从立足点上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王雷泉：《在中国佛教协会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大会发言》，《法音》，1992.3）

　　[20]比如用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种种社会职衔，评价衡量出家僧侣，坊间也就有“处级和尚”、“局级方丈”等笑谈。

　　[21]出家僧侣在国内外大学获取学位，亦成为时尚。

　　[22]这一模型基于教内外对一个世纪以来佛教教育实践的反思。参见王雷泉：《塑造主体与改造环境——佛教教育圈刍议》，《甘露》1992.3；《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佛教教育的宗旨与目的》，《浙江佛教》创刊号，1993.2；《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佛陀教育》新加坡?，1999年第2-3期。

　　[23]太虚大师的《建僧大纲》，在当时汉传佛教区域拥有几十万僧尼的情况下，提出建立一支拥有一万学僧（比丘僧）、二万五千职僧（菩萨僧）、五千德僧（长老僧）的新型僧伽之构想，对其余人员，经过培训充任佛教其他资生事业。

　　[24]1989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王新居士诚恳征询对佛教教育的意见，我曾直言提出三点：第一、在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中，将中国佛学院升高半格；第二、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并入中国佛学院，分别成为其研究生部和图书馆；第三、在国家教委未批准中国佛学院的学位授予权之前，与世俗大学合作，并申请这些大学的学位。十二年过去了，当年使王新居士面呈难色的这三条意见，至今仍是迂阔而远于事情的书生之见。可见，“公办”体制在现时代仍有其难以克服的瓶颈和盲点。

　　[25]载《法音》，1991.8。

　　[26]撰于1992.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