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林常总
　　东林常总(1025—1091)，宋代临济宗黄龙派僧。剑州尤溪(四川剑阁)人，俗姓施，字照觉，又称常聪。十一岁出家，从契思受具足戒。后随黄龙慧南参究二十年，受大法之诀旨，以大兴临济宗风为志，名噪丛林。慧南殁，住泐潭寺，后移江州(江西九江)东林寺。元丰三年(1080)敕改庐山东林律寺为禅林，师奉命驻锡说法；其徒以为应慧远之谶“吾灭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遂大扬法化。师在世时，当时名士如张商英、苏轼、周敦颐、刘经臣等皆与之作方外之交。
　　周敦颐随东林常总游，受益匪浅。“《性学指要》谓元公初与东林聪游，久之无所入。聪教之静坐，月余，忽有得，以诗呈曰：‘书堂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自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睛头。’聪肯之，即与结青松社。”[28]周敦颐的主静之说，或即肇端于此。
　　不过，周敦颐仅以月余之工夫，而自以为“有得”，依其诗中所说而论，乃为粗重妄念暂歇之清明境界，距离禅宗所谓“解悟”尚很遥远，虽蒙常总首肯，不过以资鼓励而已。另据程明道的说法，周茂叔曾说“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29]另也有说是“一部华严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无论是说哪部经，其主静说的佛教渊源则是勿庸置疑的。《通书》蒙艮第四十：“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朱熹释此句曰：“此一节引艮卦之象释之。艮，止也。背，非有见之地也。艮其背者，止于不见之地也。止于不见之地则静，静则止，止而无为。一有为之之心，则非止之道矣。此章发明二卦，皆所谓圣人之蕴而主静之意矣。”[30]明释智旭《周易禅解》对艮卦之义的解释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敦颐的主静之说。智旭说：“夫人之一身，五官备于前，而五脏司之；五脏居于腹，而一背系之。然玄黄朱紫陈于前，则纷然情起，若陈于背，则浑然罔知，故世人皆以背为止也。……身本非实，特以情欲锢之，妄见有身。”[31]故周敦颐说“无欲故静”，其意亦既深且远矣。
　　周敦颐更大的收获，当是与常总讨论性理论。《居士分灯录》载：周敦颐扣东林总禅师，常总曰：“吾佛谓实际理地即真实无妄，诚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资此实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此实理。天地圣人之道，至诚而已。必要着一路实地工夫，直至于一日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语上会。”又尝与总论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于理事交彻、冷然独会，遂著《太极图说》，语语出自东林口诀。”[32]常聪(总)门人所著《纪闻》谓：“周子与张子得常聪(总)‘性理论’及‘太极、无极’之传于东林寺。”禅僧之说虽不免夸张，抹煞了周敦颐的独创之功，但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显然受了佛理的启发。清代毛奇龄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有些说法是“直用其(宗密)语”[33]，将宗密的《原人论序》与《太极图说》两相对照，何其相似乃尔。至于周子的《通书》四十章，“一‘诚’字括尽”(薛文清语)[34]，“句句言天地之道也，却句句指圣人身上家当。”(刘蕺山语)[35]其所揭发“诚”与“敬”之为用，实与禅宗佛教诚笃敬信的主旨，语异而实同[36]。
　　说周敦颐与常总论华严宗四法界的理论而至于“冷然独会”，这也是可信的。一则宋代佛教以禅宗为最盛，周敦颐所参者皆为禅僧。禅宗虽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著称，其实自始即不离经教，尤其自宗密之大倡禅教会通之后，至宋代禅教合流，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周敦颐学佛有年，对《法华》、《华严》等教内流行的佛经当早已研读，加之他参禅的心得及对易理的精通，具备了与常总禅师对话的条件。二则，常总禅师是当时的禅林名宿，精通禅教及外学，其于心性之学、事理之论，当有很高的见地。因为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禅宗初祖达磨大师即提出“理入”与“行入”作为入道之门。此后有隋唐天台宗与华严宗的分科判教，特别提出修学佛法须从“闻、思、修、慧”而证“教、理、行、果”以契合于“信、解、行、证”的要点，因此而有特别重视“穷理尽性”的趋向，由教理的“观行”而契证“中观”的极则的涵义。确立为“事法界，理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的四法界观念。而华严宗的澄观、圭峰等大师，都是初游禅宗之门而有所得，从此宏扬教理，特别提倡华严思想体系的建立，融会禅理与华严教理的沟通，因此禅教互相影响。至晚唐以后，有沩山灵祐禅师提倡：“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的名言，特别强调“理地”作为心性本际的标指。从此“实际理地”的话头，便流传于禅宗与儒林之间，极为普遍[37]。所以才有常总的以“诚”释“实际理地”，与周敦颐论性及理事。与常总的讨论对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及《通书》产生强有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