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佛印了元
　　佛印(1032—1098)，宋代云门宗僧。为苏东坡之方外知交。法号了元，字觉老。俗姓林，饶州(江西省)浮梁人。“元生二岁，琅琅诵《论语》、诸家诗，五岁诵三千首。既长从师授五经，略通大义。”[38]后礼宝积寺日用为师，学习禅法。曾登临庐山参访开先善暹，复参圆通居讷。二十八岁，嗣善暹之法，住江州(江西省)承天寺。后历住准山斗方，庐山开先、归宗，丹阳(江苏省)金山、焦山，江西大仰山等刹，尝四度住云居；并整编白莲社流派，担任青松社社主，对于净土思想甚为关心。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之儒、道二家之说互相异趣而复殊途同归。历来学者，努力于三教合辙，代不乏人。其中要以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为最早。后历唐宋元明清各代，高僧大德，尤以禅门宗匠辈，烛照群象，洞穷法源，大抵皆淹博世典，出儒而归于佛[39]。晚唐圭峰宗密《原人论》之“会通本末”章，把儒、道二教，佛教内的人天教、声闻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皆会归一源，统为一乘显性教之方便说，中有会通三教之义。北宋名僧契嵩著《辅教篇》，大唱儒佛一致之论。永明延寿禅师在其巨著《宗镜录》中，每引儒老之言，通诠佛法。
　　佛印含容三教的气度在当时尤为迥出他人。元丰五年(1082)九月，佛印自庐山归宗寺回到金山寺时，即有“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之语[40]。佛印的这种融通三教的气度，除受当时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外，与其过往的经历亦极相关。其自幼熟读儒典，且出家前曾一度为地方官吏。出家之后，他虽承庐山开先善暹的法统，却经常与士大夫官僚之辈常相往来，参加饮宴，高谈阔论，乃当时士林中众所周知之名僧。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均与之交善，以章句相酬酢。神宗钦其道风，赠号“佛印禅师”。
　　据《居士分灯录》说，周敦颐是了元法嗣。师弟酬对，灯录有载。周敦颐游庐山，乐其幽胜，遂筑室于此。当时佛印了元寓鸾溪，周敦颐前往谒见，相与讲道。周敦颐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元曰：“疑则别参。”颐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了元曰：“满目青山一任看。”颐豁然有省。一日忽见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了元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会豁幽潜。草深窗外松当道，尽日今人看不厌。”遂结青松社，以媲白莲故事，请了元作社主[41]。《佛法金汤编》所载，了元还和了一偈，偈曰：“大道体宽无不在，何拘动植与蜚潜。行观坐看了无碍，色见声求心自厌。”[42]
　　关于“窗前草不除去”。程明道曾亦道及：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43]此则话头的来历原来如此。而结青松社一事，亦见于南宋感山《云卧纪谈》及《宋元学案》中。
　　以上约略叙述了周敦颐随几位禅师参学的事迹。虽不免挂一漏万，亦足证周敦颐能于儒学发人之所未发，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学有所自。诚如周敦颐自己所言：“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开遮拂拭，无繇表里洞然。”[44]盖对形而上道之探讨，本为释、道二教之所长，佛教于此尤为特胜。佛教以证悟佛道为旨归，而浩浩三藏十二部经，辨析名相细致入微，言说事理繁富深广。中国儒、释、道三家学术，从魏晋至北宋前期，中经数百年互相激荡、陶冶熔铸，已经相互含摄。周敦颐应世而出，以天纵之资，游心释、道二教，刻苦自砺，精思入神，久受二教熏习，思想亦趋于精密玄远，然后“反求诸六经”，独标性理，以复兴先王之道自任，而开启两宋以后性理学之新风。其道学思想之发明，得益于佛教的浸润与滋养，可不待辩而自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