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佛教的融合特性一样，法显的佛教信仰也是一种融合形态的信仰。这种融合形态的佛教信仰是由多重信仰要素构成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因果与三世轮回观念

法显翻译的经典中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因果和三世轮回的思想。因为因果论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三世轮回也是佛教对世界与众生的基本看法，法显信仰佛教必然也信仰这种理论。例如，还在法显没有受具足戒之前，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豫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③]这里非常清楚地展现了法显的三世因果信仰。另外，法显在度小雪山时，同行的慧景支撑不了高山缺氧，法显感慨不已。《高僧传》卷3记载到：“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④] 无可奈何的命，其含义就是因果规律，就是三世轮回。

2、重视戒律的思想

法显的戒律信仰既体现在他本人的持戒精严，也体现在他誓求戒本，还体现在他对取回的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法显本人聪明正直，很有志气，又能循规蹈矩，持戒精严，被称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受过大戒后的他更是精进不息，通览所在寺院及附近的佛教经书。后来为了扩大视野，他只身来到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长安，博览佛教群书，广结教界名流。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法显很快就发现，佛法三藏在经、律、论三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律藏的传译非常不畅。使广大佛教信徒无法可循，没有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另外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占有土地增多，有些上层僧侣私吞庙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些僧侣地主阶级，跟世俗地主没什么两样，有的甚至胡作非为、各自为政，激起下层僧侣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不满。面对这种状况，法显作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便试图通过传译天竺戒律来矫正时弊，以便为全国僧徒确立集体生活的戒规。因为他在佛教界已度过六十多年的时光，对佛教内部的腐朽和混乱十分不满，对因缺乏戒律经典所造成的弊病深有感触。但由于当时有关戒律的经典数量少得可怜，加之版本不一，所以戒律的约束作用很难落到实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年愈花甲的法显决心亲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传》卷三中这样记述这一历史：“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⑤]《高僧法显传》卷一则是这样记载的：“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⑥]

在印度，法显广泛搜集戒律本子，如最重要的《摩诃僧祇律》就是这样获得的：“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摩诃乘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摩诃僧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胡本，赍还京都。”[⑦]回国后，法显就急着要展开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据《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要南下翻译时，“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⑧]。“志在弘通”说明法显弘扬戒律的志向，反映了法显的戒律信仰。

3、佛性思想

虽然法显在佛学上的主要兴趣在戒律，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其他方面的热情与建树。法显时代，中国佛性思想盛行，这不能不对法显产生影响。法显去印度取经，其中也有这方面的经典。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记载：“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有余人，师执本，参而译之，详而出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⑨]同书卷八中又记曰：“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二日挍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坐有二百五十人。”[⑩]这些记载都显示出法显在印度求取本经的神圣严肃，以及回国后翻译此经的郑重与认真。因为本经中传达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所以，它既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体现了法显在佛性方面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说，法显是信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

4、佛陀遗迹崇拜

这种信仰包括对佛陀生前居住和说法的地方的崇拜、对佛陀生前用具的崇拜，对佛陀圆寂后留下的舍利的崇拜等。这三项在法显身上都有体现，这可从《佛国记》中看出。当初法显从长安出发时，是怀揣着求取完备戒律的一腔热血踏上征途的，而这种热情是与对印度佛国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法显把印度视为佛的国土，那里是伟大的佛陀生活过的地方，这在法显的心目中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法显之所以勇往直前，除了求取戒律的誓愿促使之外，还有他对佛国的无限向往。到达印度后，法显充满了激动和兴奋，特别是对佛的各种遗迹的巡礼更是乐此不疲。《佛国记》对法显在印度期间对佛陀圣地的朝拜、对佛钵的神话、对佛舍利塔的礼拜等均有翔实的记载。如祗园精舍是佛陀居住的最早一个精舍，也是最重要的说法之地，佛当年在这里住过二十五年，在精舍周围留下了不少足迹。法显朝拜这里实在不愿放弃任何一处.他们礼拜了佛为五百盲人说法使他们重见光明的得眼林和毗舍？母精舍、论议处精舍、影覆天寺、九十八僧伽蓝等等，还有佛为众生讲解著名经典《金刚经》的故址。法显还朝拜了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处、佛在贝多树下终于成道的地方等等。法显还到过检校律藏的地方毗舍离城，这是释迦牟尼佛生前最后停留的过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就是离开这里去拘尸那揭罗城涅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