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丝绸路上的重镇，长期以来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荟萃，西传东渐，佛教即是经由敦煌而传入祖国内地的。作为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外来强势文化，佛教在敦煌与中原文明率先进行了接触，在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始了其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也为敦煌成为一座佛教名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本文拟对中晚唐五代宋初，即吐蕃占领时期（786～848年）和归义军时期（848～1036年）敦煌佛教的生命关怀进行探讨，以揭示佛教对于敦煌社会和民众生活的重要影响。

中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生命关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祛病医疾，临终关怀

 救度苦难众生，原本就是佛教倡导和宣扬的主旨思想之一，僧尼们在帮助受诸苦难的芸芸众生的同时，亦为自己营得一份善业，以便于最终能够修成正果。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他们总会力所能及地践行这一德目。自然，生活于佛教胜地敦煌的僧侣更不例外。

疾病是人生的苦难之一，替病人解除病痛是佛徒们践行救苦救难福田的重要内容。“苦谛”是佛教基本教义“四谛”之一。《增一阿含经·四谛品》云：“彼云何名为苦谛？所谓苦谛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是谓名为苦谛。”[1] 可见，“病苦”是构成苦谛的一个方面。面对疾病对人的折磨，中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僧侣通常以转经等方式极力为患者从精神上、心理上进行安慰、疗治，以解除痛苦，重享人生乐趣。

P. 2837V《辰年（836？年）支刚刚等施入疏》中十四件文书，记载了支刚刚、李小胡、张意子、雷志德等14人为染患的母亲、父亲或苦疾缠身的自己在道场请僧念经祛病而布施的情况。如支刚刚“为慈母染患，未能痊减，今投道场，请为念诵。”女弟子无名“为己身染患，未能痊损，今投道场，请为念诵。”弟子无名“一为亡过慈母，愿得神生净土；二为见存慈父，今患两目，寝膳不安，日夜酸痛，无计医疗。今投道场，请为念诵。”其它几件内容亦大体相仿。[2]

又如P. 2583《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捨疏》13件，为比丘尼修德、真意、明谦、智性、慈心等人为自己或亲人施物请僧转经祛病的记载。如明谦“患病九（久）在床枕，依迟不诠（痊）。今投清净道场，请为念诵。”慈心“近以火风不适，地水乖违，瘿疾数旬，缠疴累月。频投药食，敬（竟）未痊除……今投道场，请为忏念。”P. 3541《年代不明施捨疏》等文书亦有相关记载。

总之，当时敦煌僧侣通过转经念诵方式替病人消减痛楚的现象非常普遍，其对象有僧有俗，有庶民百姓，有官僚显贵，就连归义军节度使也不例外。如P. 2704《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年）曹议金回向疏》第二件诵经祈祷曰：“大王微疾，如风卷于秋林。宝体获安，愿团圆于春月……励（疠）疾消散，障毒殄除；刁斗藏音，灾殃荡尽。今因大会，令就道场，渴仰慈门，希垂回向。”

转诵经文本是佛徒们日常修习的课目之一，中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团的转经活动非常频繁，有僧团集体转经，有某一寺院的转经，也有三五为伴的转经，还有僧人个人进行的转经。如S. 1612《丙午年比丘愿荣转经历》所反映的就是僧人个人转经活动的一种形态。[3] 有意义的是，当时的敦煌僧侣们就这样将日常修习转诵经文的活动与替患者禳灾祛病的目的结合了起来，给病患者以精神安慰，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心理需求，缓解了痛苦。而世俗信众在疾病缠身时也往往将摆脱病痛的希望寄托于佛的佑护上，除了请僧念经祛病外，开窟造像、写经等活动在民间也非常盛行。如莫高窟第180窟西壁龛外南侧菩萨像旁供养人题记：“清信佛弟子张承庆为身染患，发心造两菩萨，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毕功”。[4] 北图0878（收字52）《维摩诘经卷上比丘尼莲花心题记》（9世纪前）云：“比丘尼莲花心为染患得痊，发愿写。”[5] 北图8257（字字45）《阎罗王授记劝修七斋功德经》题记曰：“安国寺患尼弟子妙福发心敬写此经一七供养一心供养”[6] 等。

面对严重的疾病灾害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威胁，敦煌佛教界有时还举行集体转经活动，齐心协力加入到与疾病做斗争的行列中。P. 3405《国有灾疠合城转经文》即反映了这一福田活动。该文诵曰：

天垂灾殄，则水旱相仍，疾疫流行，昏众生之共业。昨以城隍厉（疠）疾，百姓不安，不逢流水之医，何以济兹彫瘵，是以我皇轸虑，大阐法门，绕宝刹而香气氛氲，列胜幡而宝幢辉曜。想龙天而骤会，柳塞庐空，天皇梵天，震威光而必至。二部大众，经声洞晓于阖城；五部真言，去邪魔之疾厉。使灾风永卷，不害于生民；瘴气漂除，息千门之氛浸。然后人安乐业，帝诈唯祯。以（与）二曜而齐辉，并三光而洁朗。[7]

有时，佛教僧侣为病人转经祛病禳灾时还要自资饭食。S. 4642（1-8V）《年代不明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记载：“面壹硕叁斗伍胜，佰尺上转经僧料用。”P. 3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面八斗、油三升，张家小娘子患时，诸寺转经了日，众僧斋时用”等。

除通过转诵经文慰藉患者外，敦煌僧人们还积极从事医事活动，运用医术为患者治病疗疾，解除痛苦。《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若和尚父母在寺疾病，弟子亦得为合药。又父母贫贱，在寺内供养；净人兄弟、姊妹、叔伯及叔伯母、姨舅，并得为合药。无（药）者，自有，亦得借用。不还者，勿责。”[8] 可见，不管是在寺出家的僧人，还是其亲属患疾，寺院、僧侣均为其调药治病，甚至净人（在寺院从事勤杂劳务的非出家劳动者）的亲人染疾有恙，也不例外地受到寺院的救治、照料。这一切均体现了大乘佛教所倡导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的慈善、博爱精神。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寺院、僧侣即是这种精神的积极实践者。于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敦煌有不少精通医术的高僧，如翟法荣、索崇恩、索法律、索法律智岳等。[9] 这些位尊职显的高僧不但精通佛教义理，而且医术精湛，在当地享有盛誉，备受世人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