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略]时有我河西节度使令公先奉为龙天八部，愿降临护莲府苍生；梵释四王，伏魔军而摧邪显正。遐澄迩肃，四方无爟火之虞；社泰稷安，八表有输琛之款。当今帝主，宝祚长隆；十道三边，竟（竞）来献贡……伏惟我令公龙沙秀异，玉塞英奇；为文习七步之能，对敌善七擒之美。京西跪伏，澣（瀚）海来宾；六蕃跪膝于阶廷，五郡皆来而启（稽）颡。故得留心像教，虔欲（敬）释门；渴仰修崇，无不华丽……[32]

 如此这般祈求神灵保佑国泰民安、四方伏顺和赞美节度使功绩为归义军时期大多发愿文的一般内容。又如S. 5957、P. 2838、P. 3084等转经文也多有诸如“为国泰民安，无闻征战之名”；“河清海晏，不闻刁斗之声；四寇降阶，永绝烟尘之战”之语。这既是节度使在心理上将自己的诸种愿望寄托于佛教僧侣法事活动的写照，又是佛徒们追求清平世界心愿的体现。

在转经祈愿兵马平安归来的同时，寺院、僧侣还要对阵亡将士进行安葬、超度亡灵，这一切俱体现了当时佛教界积极关注生命、救度众生的慈悲情怀。

三、恩泽于动植物等一切有情

 佛教以慈悲为怀，以帮助他人解脱痛苦为旨归。中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界慈悲行为的对象还不局限于人类，而是广播恩泽于一切有情。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金刚经》曰：“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变、遍摄，世人不了大教之体，为云无情不云有性，事故须云无情有性。”从根本上承认非人类生命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因此珍爱自然、尊重生命就成为佛教的基本精神。《古尊宿语录》卷9：“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一体。”认为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同根所生，浑然一体，不可分离。佛教所云的大慈大悲，简言之就是：“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33] 这里的“众生”，遍指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上述这些思想在敦煌佛教界具体体现为保护动物、植物，保护水资源，爱护环境等方面。

“不杀生”、“素食主义”、“放生”，是佛教保护动物的重要内容。P. 2044V《释子文范》之19条《放生》：“乃见飞禽为食，悞践网罗；心怀啄粟之忧，身遇擒粘之难。长者乃起慈悲之惠，赎命放生。羸禽添刷羽之欢，迍鸟有腾空之跃。遥奔林木，电击飞空；远志高林，揩磨羽翼。”P. 2940《斋琬文》之“祐诸畜”中含有放生、赎生、马死、牛死、驼死、驴死、羊死、犬死、猪死等内容，这即表明在佛教行事中佛徒们对此类生灵的关注与祈福。关于敦煌斋琬文，国内外学者如那波利贞、梅弘理、陈祚龙、郝春文、黄征等先生进行过研究，湛如先生对这些研究成果有过概述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34] 于此不赘。莫高窟148窟（盛唐）、12窟（晚唐）《药师经变》中亦绘有“放生”的场面。此外不少洞窟中绘有“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尸毗王割肉贸鸽图”、“流水长者救鱼图”等，都生动地反映了佛教对生物的保护和珍爱之情。

草木皆有生命，佛教提倡植树种草，要求不得砍伐树木，也不得以秽物污染草木。如《四分律比丘戒本》曰：“不得生草叶上大小便、涕唾，除病”。又云：“生草木等不得断，断者犯堕。枯作生想断者犯突，复次三戒守护佛法。”[35] 砍伐草木自会受到惩罚。莫高窟第428窟绘有“梵志夫妇摘花坠死缘”，所画故事为：梵志长者之子新婚，夫妇一同到后园赏花，但见园中百花争艳，姹紫嫣红，夫妇不胜欢喜。长者子遂为新妇上树摘花，正取一花欲再得一花，突然树枝折断，长者子坠地身亡。佛祖告诉长者，这是因为长者父子前世恶业之故，遂有今之报应。这里虽然讲的是佛家的因果报应，实际上也是在向世人昭示，花草树木皆有生命，应倍加爱护，不得随意采摘，否则必受惩罚。

爱护水源，讲求公共卫生，严禁污染环境，为佛教生命关怀的又一突出表现。《四分僧戒本》中规定：“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涕唾。”《四分律比丘戒本》亦云：“不得水中大小便、涕唾”；“不得立大小便，除病”；“不得佛塔下大小便”；“不得绕佛塔四边大小便使臭气来入”等。莫高窟隋代302窟“福田经变”中，绘有植果园、修浴池的场景，两个裸体者在四周有树木的浴池中洗澡，池旁即设有专排污水的沟道，以保持池水的洁净。榆林窟唐代38窟“弥勒下生经变”中，绘有一位母亲怀抱婴儿撒尿，另有几个胖小孩在野外挺肚撒尿，所有尿水皆排入地裂缝中，地面则显得干净卫生。莫高窟296、302、419等窟经变画中绘有水井，井周均设围栏，这样不仅使汲水者安全，更重要的是可防止杂物、污物落入井中，以保持饮水清洁。莫高窟几十幅“法华经变”的院落、马厩画面中，均绘有清扫庭院、打扫马圈的图景，给人一种清净舒适、马肥牛壮的感觉。

[1]《大正藏》卷2，第631页上栏。

[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59～63页。以下凡引自该书第1～5辑者不再另行出注。

[3]  方广錩：《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26～829页。

[4]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5]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2页。

[6]  转引自邰惠莉：《关于北图敦煌写经题记》，载甘肃敦煌学学会、社科纵横编辑部编：《敦煌佛教文化研究》，1996年，第90页。

[7]  转引自杨秀清：《金山国诸杂斋文范（11篇）札记》，载甘肃敦煌学学会、社科纵横编辑部编：《敦煌佛教文化研究》，1996年，第45页。

[8]《大正藏》卷40，第148页中栏。

[9]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敦煌归义军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5～517页。

[10]  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151页。

[11]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12页。

[12]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敦煌归义军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5～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