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为亡者亲属提供救济的活动也见诸僧侣的个人行为，通常僧侣多以“社员”的身份来行事。当时敦煌结社之风盛行，社邑名目多样，有亲情社、兄弟社、女人社、行人社、渠人社、义社、燃灯社、行像社等。这些社邑许多与寺院有某种联系，[21] 社邑成员遍及各个阶层，活动内容丰富，[22] 其中丧葬互助即是其主要活动之一，[23] 僧侣常常加入到各种社邑中而成为“社员”，甚或为“社官”。这些僧侣在社内成员丧亡时经常纳赠助葬。S. 4472V（1-3）《辛酉年（961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载：“李僧正粟油柴倂（饼）。赵法律粟倂（饼）柴白粗褐二丈。李法律柴粟面油白粗褐二丈。”[24] P. 4991《壬申年（972年）六月廿四日李达兄弟身亡转帖》即是社司通知该社社人纳物助葬的帖子，而该社社官就是“李僧正”。[25]P. 4887《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载：“吴法律白斜褐贰丈八尺。”“僧住千谈（淡）青褐壹丈九尺。淘（桃）花斜褐壹丈三尺。”[26]S. 2472V（5-6）《辛巳年（981年）十月廿八日荣指挥葬巷社纳赠历》载：“僧高继长粟倂（饼）油柴生绢绯绵绫一丈五尺，当处分付主人。”[27]上述这些社俱为僧俗混建，此外敦煌还有一些纯由出家人结成的社，如S. 5139V（3）《某年四月十三日春座局席转帖抄》、P. 4960《甲辰年（944年）五月廿一日窟头修佛堂社在请三官凭约》等所记各社皆如此。从文书中看这些社的活动主要为春、秋座局席以及与佛事有关的功德等，而不见助葬的记载，这可能是资料残缺所致。从当时的普遍情况看，丧葬互助应是其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唐代厚葬之风盛行，不论是官宦富家，还是平民百姓均如此，敦煌亦不例外，因而丧葬之费往往成为人们的一项沉重负担。寺院、僧侣的助葬、劝孝活动无疑为亡者亲属缓解急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超度送葬，终极关怀

 大乘佛教的终极关怀是得道成佛，以求解脱生死轮回之苦。但对一般的世俗人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则是避免前世不良业缘造成的业报，即如何能够顺利转生得到善报。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也适应了世俗民众的这种心理需求，对世俗人的终极关怀表现为超度亡灵，祈祷免除其生前种种罪孽。故在俗人亡殁之后，僧人往往加入到送葬行列，在墓地为亡者设斋发愿追福。

S. 6417（9）《临圹文》曰：“[前略]遂以（乃）卜胜地以安坟，选吉晨（辰）而置墓。谨延请（清）众，就此家庭，奉为亡灵临旷（圹）追福。惟愿以斯舍施功德、回向念诵胜因尽用庄严亡灵所生魂路:惟愿八大菩萨，遥降日宫；三世如来，远乘莲坐。于是天神执蓋，下接幽魂；地折（祗）捧花，上乘其足。破无明之固嗀，卷生死之昏云；入智惠（慧）门，向菩提□（路）……”[28] 除为亡者追福外，为亡者亲人祈福也是发愿的内容之一。该件文书又云：“又将功德，次用庄严持炉至孝、内外姻亲等：惟愿三宝重护，众善资持；灾障不侵，功德圆满。”葬毕，接着就是十斋忌，在十斋忌日期间也要请僧转经，超度亡灵，以期消除亡者生前种种罪孽，获得善报，顺利转生。

除上而外，中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侣对众生的终极关怀还有其特殊的一面，那就是对阵亡将士的安葬和超度。P. 2040V记：“油肆升，吴僧统和尚收灰骨造顿用。”P. 2032V载：“吴僧统和尚收灰骨人事用。”“面壹硕叁斗伍升，吴僧统收骨灰造顿用。”这里的“骨灰”当是指火化后的阵亡将士或其它人的尸体。中国人传统的葬法为土葬，因于国人一直信奉“入土为安”的观念，但佛教传入中国后，丧葬礼仪亦受其影响。佛教行火葬，即所谓的“荼毗”葬法，随着佛教的东传，最初它仅在僧人之间流行，僧人灭寂后都要火化，僧官高僧还要设塔供养。佛教这种葬俗对敦煌民众的风俗习惯产生了显著影响，火葬习俗遂在敦煌流行起来。迄至元代，火葬依然在敦煌盛行。[29] 僧人行火葬自不言说，就是世俗人家也行火葬。[30] P. 4974《神力状》云：“回鹘贼来之时，不幸家兄阵上身亡，缘是血腥之丧，其灰骨将入积代坟墓不得……出价买得半亩，安置亡兄灰骨。”神力兄是在与回鹘作战时不幸身亡的，故属“血腥之丧”。据此推测，上述吴僧统收灰骨一事也可能与战争有关。如P. 2040V中第232～233行记载：“粟一石二斗，沽酒高都头南山去时送路用”。第245～246行云：“粟壹石二斗，沽酒司徒东行送路用”。相应的记载又见于第258行：“粟叁斗，沽酒高都头兵马回来日迎候用。”第259～260行：“粟壹硕贰斗，沽酒司徒兵马来迎顿用。”这里高都头、司徒皆是率领兵马出发的，其目的显然与军事有关，亦或在巡视时与敌人发生了冲突，部分兵士战死沙场，故才导致了吴僧统收灰骨之事的发生。收灰骨造顿时一次用去“面壹硕叁斗伍升”，数目较大，可能有许多僧人在吴僧统带领下参加了火葬阵亡将士、安慰亡灵的活动。

寺院在军队出发前一般都要设酒饯行，祝愿他们平安归来。当征战将士班师归来时，又要为他们设筵接风洗尘。除前引文书外，P. 2049V等对此亦有记载，这里不再一一罗列。对军队去送来迎也是当时敦煌佛教界的例行事务，在他们无力阻止战争爆发时，只能通过祈祷诸佛菩萨保佑出征将士得胜平安归来。如吐蕃统治时期S. 2146（8）《行军转经文》曰：

 [前略]则我东军国相论掣晡敬为西征将士保愿功德之修建也。伏惟相公天降英灵，地资秀气；岳山作镇，谋略坐筹。每见北虏兴师，频犯边境，抄劫人畜，暴木毛（耗）田苗。使人色不安，峰（烽）飙数举。我国相悖（勃）然忿起，怒发冲冠。遂择良才，主兵西讨。虽料谋指掌，百无一遗；然必赖福资，保其清吉。是以远启三危之侣，遥祈八藏之文；冀仕（士）马平安，永宁家国。故使虔虔一志，讽诵《金刚》；济济僧尼，宣扬《般若》。想此殊胜，夫何以加？先用庄严护世四王、龙神八部：愿威光盛，福力增；使两阵齐威，北戎伏款。又用庄严行军将相：伏愿才智日新，福同山积；寿命遐远，镇坐台阶。诸将仕（士）等三宝抚护，万善庄严。然后。[31]

 从此转经文内容来看，吐蕃统治敦煌时常受到来自外部异族力量的攻击，“北虏兴师，频犯边境”，吐蕃国相在出兵西讨前，敦煌僧尼通过转经祈求神灵保佑国相及出征将士，祝愿他们人马平安。佛教徒的这种美好初衷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但这种祝愿对于笃信佛教的征战将士在心理上无疑起到极大的慰藉作用，安抚他们恐惧、甚至濒于绝望的心灵，激发将士们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又如归义军时期的P. 2058（18）《发愿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