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拉孜曲德寺作为拉孜县重点教育对象，地区和县两级部门的干部在该寺蹲点3个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寺教前后的僧人人数略有变化，在寺院爱国主义教育中主要劝退18岁以下的僧尼，当时劝退拉孜曲德寺僧人9名，劝退后的僧人中50％在家里至今没有还俗，有望将来再次进寺院成为一名合格的僧人；其中很少部分僧人离开寺院后到外地去念经化缘。
　　1996年拉孜曲德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共五人：
　　主任：喜饶嘉措，68岁，拉孜县查务乡人，总管寺院内外一切事务。
　　‘副主任：崔臣平措，36岁，拉孜县切玛乡人，分管保安、后勤、宗教活动等。
　　委员：金巴嘉措，31岁，拉孜县查务乡人，分管财经、宗教活动等二
　　崔臣达杰，42岁，拉孜县拉孜镇人，兼任寺院出纳。
　　钦饶嘉措，‘32岁，拉孜县拉孜镇人，兼任会计。
　　目前，拉孜曲德寺的僧人编制为58名，实有42名僧人，其中持证者31人，其余11人为预备僧人，即将可拿到僧人证成为正式的住寺僧人。僧人中有3位原老僧，即寺管会主任喜饶嘉措、堪布罗桑尼玛(82岁)，经师丹增曲培(69岁)。其余绝大多数僧人为1985年寺院恢复之后陆续出家的新僧，其中最大的42岁，最小的19岁，大多处在26、27岁之年龄段。
　　拉孜曲德寺过去有密宗和显宗两个扎仓，1985年寺院恢复之后将两个扎仓合而为一，在此基础上于1986年创办学经班，开始学习藏传佛教的佛学基础知识，即五部大论，其中10名学僧已经完成四部大论的系统学习，只剩下《俱舍论》，由于拉孜曲德寺的两位老师都曾未学过《俱舍论》而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目前，拉孜曲德寺的学经班的老师有两位老僧担任，即原阿巴扎仓的翁则罗桑尼玛和丹增曲培，其中丹增曲培主要教授律学和般若学。，　　 除了新设立的民主管理委员会之外，寺内还保留过去的堪布、翁则、翁琼和格贵等僧职。如堪布负责密宗殿和教戒(gso sbyong)仪轨；翁则，负责经堂诵经；翁琼协助翁则的工作；格贵，负责僧人的教戒和安排僧人外出念经等教务。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了解到藏传佛教各个寺院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发生巨大变革，首先在管理制度上废除了过去具有上下隶属关系的旧体制，即“堪布负责制”，设立了新的民主管理制度，即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其次，在寺院内部精简机构，如合并寺院扎仓(学院)和定编僧人数量，以及制定18岁以下不能出家为僧尼的政策，从而扭转了过去寺院无限制发展僧人的局面；其三，在新的寺院机制中保留了过去比较合理的组织形式，如在寺院里依然保留了堪布、翁则和格贵等传统僧职，并在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在寺院教育和宗教仪轨方面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或积极作用。可以说，这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不仅为各个寺院尽快适应藏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体制基础，而且为藏传佛教开辟了在新世纪的发展途径。
　　三、新的模式
　　藏传佛教各个不同类型的寺院在自己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正在因地制宜选择最佳的生存模式或发展路径。在此以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境内的一座称噶举寺的藏传佛教寺院为例，阐述这一新的寺院管理模式。
　　个案调查：亚东噶举寺的管理模式”
　　噶举寺(bkavbrgyud dgonpa)位于亚东县下亚东乡切玛村南部、乃堆拉山北侧的半山森林之中，其东、西、南三面与锡金、不丹、尼泊尔、印度交界，距离亚东县城只有：10公里左右。寺院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十分优美。噶举寺属于藏传佛教周巴噶举派(vbrugpabkavbrgyud)，最初由周巴噶举派高僧丹增尼达于1747年创建。该寺规模不大、僧人又少，在藏传佛教寺院中甚至可列入微型寺院范畴，可它在亚东县却享有第二大寺院之称号。同时，噶举寺在“文革”期间因寺内驻军将两层大殿保留下来，其中一层原是寺院大经堂，二层是噶举颇章(bkavbrgyudphobrang)，寺内仍保存着儿幅清代时期的珍贵旧唐卡和清代驻藏大臣升泰题赠的一块“大放光明”的木匾，己被西藏自治区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尤其是噶举寺所独有的文化风格，使它在藏族地区赢得一定的知名度。2003年8月笔者在亚东县进行田野调研期间专门访问了噶举寺。
　　1959年前噶举寺拥有74名僧人或居士，平日住寺僧人只有10多位。当时噶举寺有两名活佛，一名叫朱古仁布切(sprul sku rin po che)，已转世到第十一世活佛，现住在锡金；另一名叫阿觉仁布切(Aa jo rin po che)，他是一位在家居士活佛，在西藏民主改革时期携带家眷前往锡金定居，后来在锡金去世。目前，亚东县帕里镇的现年24岁的丹增俄珠(bstan vdzin dngos grub)被民间信教群众认定为其转世。
　　1985年噶举寺得到重新恢复，现有7名僧人，其中4位是老僧，即白玛坚赞(pad ma fgyal msthan)，85岁，下司马镇冲培村人，任寺院的洛本(slobdpon)’兼翁则，由于年岁已高，一般住在家里；扎西东主(bkr shes don grub)，81岁，下亚东乡仁青岗村人，平时在家居住；丹增曲达(bstan vdzin chosdar)，76岁，仁青岗村人，平时在家居住；强曲桑布(byang Chub bzang po)，74岁，下亚东乡切玛村人，现任寺院民主管理小组组长，平时在家居住。
　　其余3名年轻新僧分别是丹增俄珠、赤列多杰(vphrin 1as rdo rje)和喜饶多杰(shes rab rdo rje)。其中喜饶多杰俗名叫塔庆(thar chen)，22岁，于2000年结婚，生有一个孩子。之后，他主要忙于家庭生计，而无暇顾及寺院宗教活动。
　　从藏传佛教戒律学的角度看，噶举寺僧人没有接受佛教最高戒律即比丘戒，而只受了佛教最低基础戒律即沙弥戒。因此，噶举寺僧人的宗教戒律较宽松、言谈举止较自由、生活方式接近世俗社会。诸如，噶举寺僧人不但可以结婚生儿育女，而且外出念经作法事时尚有饮酒惯例。亚东地区有酿造优良青稞酒的传统，这种酒当地人叫布热(BodRag)，即藏酒，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对这一带酿造的青稞酒加持而如同甘露，具有一定的法力功效，故噶举寺僧人以喝甘露酒来提升各自的宗教特异功能。据说噶举寺已故阿觉仁布切也是一位既结婚又饮酒的居士活佛。不难看出，结婚和饮酒则是噶举寺僧人所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习俗，而且不断相继传承延续迄今。简而言之，噶举寺僧人属于藏传佛教居士僧类型，藏语称其为“赛钦”(ser khyim)，意为佛教在家居士僧：同样，噶举寺本身也是一座典型的藏传佛教居士寺院。
　　目前，由于噶举寺未达到设立民管会的法定人数，便建立了寺院民主管理小组，由5人组成：
　　组长：强曲桑布，民改前出家的老居士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