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组长：赤列多杰(25岁，下亚东乡仁青岗村人)，寺院恢复后出家的新僧；
　　成员：丹增俄珠，民间新认定的噶举寺活佛；
　　洛桑(乡干部)，现任下亚东乡人大主席；
　　南杰(村干部)，现任下亚东乡仁青岗村党支部书记。
　　噶举寺常住寺僧只有两人，即民管组副组长赤列多杰和小组成员丹增俄珠活佛，而赤列多杰白天又忙于在外念经，只有晚上才回到寺院住宿，同丹增俄珠活佛二起看守或管理寺院。因此，平时白天在噶举寺里只有一名僧人在值班或接待信教群众。笔者于2003年8月19日采访噶举寺时，年轻的丹增俄珠活佛一人在大殿二层正在向8、9名信教群众讲解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壁画图。活佛非常平易近人，据说寺内只有他，实际上成为寺院的管理人员。由于一人管理一座寺院，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活佛将家中的父亲接到寺院给他做饭烧茶等，做些协助性的琐碎事务，使他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管理寺院和学习佛学知识。丹增俄珠活佛满怀信，心地对笔者表示：他已在拉萨色拉寺受了比丘戒，今后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模范表率作用，逐步完善或扭转噶举寺僧人戒律比较松散的局面。
　　以上噶举寺的寺院内部管理模式在藏区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中比较少见，正可谓它代表着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寺院管理模式。当然，这是主要根据噶举寺自身的特点和亚东县的宗教现况而采取的管理模式。因为亚东县相对来说是一个经济较为发达而宗教信仰趋向淡化或退步的地区。比如，亚东县1959年前，有53座寺院、拉康(1hakhang)或日卓(ri khrod)，僧尼523人，其中僧侣480人，尼僧43人。现在只恢复9座寺院和拉康，其中6座寺院、3座拉康。目前，亚东县僧尼定编人数为55名，实际只有37名僧人，而且至今没有尼僧。  特别是亚东县仅有的几座寺院不仅规模小而且其住寺僧人更少，如东嘎寺’(dungdkardgon)是亚东县赫赫有名的最大寺院，现只有10名僧人；另外，全县3座拉康中的2座拉康内已经没有僧人，实际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况。甚至在亚东县还出现过寺院“倒闭”的特殊现象，比如，位于康布乡上康布村的拉岗寺(1ha sgang dgon)，于1986年恢复开放，当时只有一位主持人，没有其它僧人，后来寺院主持人从事经商而放弃寺院管理，寺院便不得不自动关闭，现只剩一个院落和几间房子。鉴此，有关宗教部门将拉岗寺在亚东县寺院档案中被取消。可以说，拉岗寺已成为亚东地区改革开放后第一座自然消亡的寺院。 
　　根据田野调研，亚东地区的藏族居民依然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需求，他们在一年之内还保持着一、二次去寺院烧香朝佛的传统宗教信仰习俗。在这种供需矛盾日益凸现的情况下，噶举寺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寺院内部管理上独辟蹊径建立了新的模式。比如，寺院管理层中既有乡干部又有村干部，而且都是两级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广大百姓中既有一定权威，又有在各级政府和宗教信徒之间协调关系的政策水准和实际能力。不难看出，通过采取这种新的寺院管理模式，噶举寺始终处于正常的运转之中，不至于落入“拉岗寺”的后尘，走向关闭的结局。从理论的高度去分析或总结噶举寺的这种寺院内部管理上的新模式，它实际上是寺院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比较成功的尝试，也是开辟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  
　　总而言之，寺院作为藏传佛教的三大支柱之一”，历来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寺院的监管力度，使其成为政府同信教群众之间取得联系的纽带或世俗政权与宗教实体之间对话的一个平台，从而达成一种互助互利、和谐相处的良好政教关系。而且藏传佛教寺院在特定的历史人文背景下还同藏区经济社会之间产生一定的互动关系。因此，；寺院内部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时代潮流下发生不同程度的革新或演进则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