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最主要港口，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置市舶使院，开中央设专门机构管理海外贸易之先河。德宗贞元间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描述了唐通四夷的七条国际线路，其中“广州通海夷道”对从广州启航，通往东南亚、印度等南亚诸国、米罗国（今伊拉克）等西亚诸国以及东非沿岸的海上航线作了具体的记载〔1〕。唐代广州进入对外贸易的鼎盛期，广州港内帆樯如织，奇货如山。对此，韩愈有诗吟道：“货通狮子国，乐奏粤王台。”〔2〕然而，随夷船番舶而来的，不仅是珍珠玛瑙、奇花异石等有形商品，更多的则是影响中华文化至深至远的无形精神产品，佛教文化即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对海路传入之密宗在广州的流传情况作一勾勒，以考见当时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之一斑，求正于方家。

　　一、 广州为海路密宗入华之初地

　　佛教分海陆两途东传震旦，海路沿海上丝绸之路（即广州通海夷道），经南洋诸国从岭南沿海地区传入中国。非常巧合的是，密宗传入中国也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密教为善无畏所传之胎藏界密藏（以善无畏所译之《大日经》为主要经典）；海路密教则为金刚智和不空师徒所传之金刚界密藏（以不空所译之《金刚顶经》为主要经典）。广州则是金刚界密藏东传中国之门户和初地。

　　密宗，又称密教或真言宗，是公元6─7世纪兴起于印度的佛教部派之一。在此之前，佛教各派虽然也有宣讲咒语神通之经典，咒语、神通也曾是早期佛教僧侣的传教手段之一，然而真正理论化、系统化的密教，作为一正式宗派的密宗，却是在7世纪前后才形成的。学界将此前的密教活动称为“杂密”，将7世纪之后正式的密宗称为“纯密”。汤用彤说“密教之传实起自唐玄宗。虽密咒翻译自汉以来即有之，然至此始有完全之密教传入。……实可知密教之完成，盖在唐时也。”〔3〕

　　唐代密宗的传播，与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69─741年）和不空（705─774年）“开元三大士”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三大士中，金刚智和不空就是由海路而来，首先在广州登陆，并在广州传教。因此，可以说广州是密宗入华之初地。也有著作谓善无畏也曾到过广州〔4〕，但语焉不详。

　　事实上，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就有中印度僧人般刺密帝（意译极量）于神龙元年（705年）泛海来华，在广州制止道场（今光孝寺）传译密教经典。《宋高僧传》载：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密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原注：印度俗呼广州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乃于广州制止道场（今广州光孝寺）驻锡。众知博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敷秘赜。

　　神龙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乌苌国少门弥伽释迦（原注：释迦稍讹，正云铄，此云峰。）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沙门怀迪证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海西归。后因南使放京，经遂流布。有惟悫法师、资中公各着疏解之。〔5〕[HK]

　　这次在广州制止寺的译经应该是一次很有影响的活动，因为参与其事者均非等闲之辈。笔受房融曾任宰相，证译沙门怀迪亦是学通梵汉的高僧。《宋高僧传·怀迪传》记载如下：[HTF][GK2！]

　　释怀迪，循州人也。先入法于南楼寺，其山半在海涯，半连陆岸，乃仙圣游居之灵府也。迪久探经论，多所该通，七略九流，粗加寻究。以海隅之地，津济之前，数有梵僧寓止于此，迪学其书语，自兹通利。菩提流志初译《宝积》，召迪至京义证，事毕南归。后于广府遇一梵僧，　多罗叶经一夹，请共翻传，勒成十卷，名《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是也。迪笔受经旨，辑缀文理，后因南使附经入京，即开元中也。〔6〕[HK]

　　从这两段有关这次译经活动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该《楞严经》是从密教《灌顶部》中译出的秘密经典之一，极量将梵本带到广州后，其本国王才会“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他才不得不“泛舶西归”；第二，该经译出后，很快由“南使附经入京”，“经遂流布”，在中国流传开来；第三，广州为当时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是海路传法僧之出入港和集散地。广州很早就以“支那”之名知名于印度。《极量传》原注“印度俗呼广州为支那，名帝京摩诃支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记载印度一座“支那寺”遗址时也曾注云：“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罗，唐云天子也。”〔7〕罗浮一带“以海隅之地，津济之前，数有梵僧寓止，”怀迪才得以“学其书语，自兹利通。”说明当时梵华僧人间交往十分密切。梵僧约华僧一起翻译经典，华僧从梵僧学习梵文，这种双向的佛教文化交流氛围，也为密宗在广州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和条件。

　　极量、弥伽释迦、房融和怀迪所译十卷《楞严经》是否为密教经典，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许多人将其视为密宗典籍之一。吕福建谓：“不少人将此看作密教经典，副题亦称‘从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灌顶部诵出一品。’但从其内容看，其中只有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恒陀罗尼三百四十九句，与题为不空译的人佛顶咒的篇幅相当，余则与密教无关。此经虽可疑，但从传译的记载看，般刺密帝在广州制止道场传密，恐非空穴来风。”〔8〕

　　我们认为此经如不能视为密宗的正式经典的话，至少是与密宗密切相关的重要经典。它的传译实开广州密教传播之先河，也拉开了中国密宗之大规模传播活动的序幕。事实上，这次译经活动和所译经典在广州佛教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为了纪念这次译经活动，后人在传译所在地制止寺修建了译经台和洗砚池。据清顾光《光孝寺志》载：

　　译经台本唐相国房融译经处，已废。旧志（指明朝所修《光孝志》──本文作者注）载，台为宋经略蒋之奇建，有译经大石砚，铭云厚重君子，久失去。

　　洗耳恭听砚池碑今在水亭左，白莲池边。旧志未载，相传房融译经，有洗砚池，在今东菜园内，池已废，尚存一碑，广一尺许，长三尺，飧洗砚池三大字，傍镌广露二小字。大字隶体，小字草体，书广露不知何许人。今碑入白莲池左侧壁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