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述记载可知，译经台建于宋代。而所纪念之房融译经事，就是他与极量、怀迪一起译经的史事，说明到了宋代，这段发生于唐初的译经故事仍在广州流传，仍然引起佛门弟子们的兴趣和重视，要建台加以纪念。所译《楞严经》也受到佛门弟子的重视。近年有著作谓“中天竺僧般刺密帝携带梵文《楞严经》到广州，会同中外僧人共译，此经日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近年仍有现代僧人的注释本流行。”〔10〕

　　般刺密帝这次在广州传译密教经典的活动，见诸文献和文物，不容置疑。但他是否进行过开坛灌顶等密教传教活动，由于文献缺载，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次密典的传译活动可视为金刚智、不空广州大规模传法活动的先声。

　　二、 不空在广州的传密活动

　　密宗真正在广州大规模弘传则应归功于开元、天宝年间金刚智、不空师徒。金刚智与善无畏几乎是同时来华。善无畏“开元四年（716年）丙辰，　梵夹”。〔11〕金刚智则于”开元已未负（719年），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12〕两人入华时间相隔仅仅三年。

　　与金刚智一起到达广州的还有其弟子，亦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而不空实为推动密宗在华迅速发展关键人物。“密宗之大弘，要在不空。不空受代宗之隆礼，为古今所罕见，其教之风行可知”〔13〕《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谓其“生荣死哀，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14〕而史载不空曾三度到广州传法。

　　不空“天假聪明，幼而慕道。远离父母，落发坏衣。至开元六年（718年），岁在戊午，年甫十四，于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见弘教三藏金刚智而师事之。随侍南溟，乘航驾险，惊波鼓浪，如影随形。开元八年（720年）方至东洛，十二年（724年）甲子年，方弱冠于广福寺，依一切有部石戒坛所而受近圆。”〔15〕

　　金刚智与不空于开元七年（719年）第一次泛海到广州时，就受到士绅及四众弟子的热忱欢迎。“计海程十余万里，逐波泛浪，约以三年，缘历异国种种艰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行至广府，重遭暴雨。时节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16〕可见金刚智师徒人未到达，声名先至，不然，广州官民就不可能预先“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到海口去迎接他们了。

　　金刚智、不空于开元七年扺穗，第二年即开元八年才扺达洛阳。应该在广州有几个月的停留。他们是否在广州弘法传教，史无明载，但不空后来又两度到广州，并在广州开坛灌顶、传法收徒。

　　金刚智偕不空北上东都洛阳后，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并敕令安置，供养四事。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简称《略出经》）、《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金刚顶经》（全称《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是为密宗三经之一）等密宗重要经典。特别是不空，“前后共译者111部140卷。“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深得宠幸，屡加恩赐。使密宗得以大弘天下、风行一时者，实赖不空之力。其弟子赵迁所撰《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说他“其存也，三朝帝师。其殁也，万人哀痛。教法悬于日月，生死沾于雨露。三七僧人常入天宫之会，三千门士犹存圣上之恩。且佛法东向近二千年，传胜法，沐光荣，实未有与大师同年而语者也。”〔17〕语虽有所夸张，但所述不空对密宗在华传播之贡献则大体是事实。

　　开元二十年（732年），金刚智示灭，不空在料理后事之后，“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狮子国。”〔18〕遂往广州候船，曾在广州弘传密教。“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鳞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今光孝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19〕赵迁《行状》对其在广州之传法活动有更为具体的描述：“因刘公也，四众咸赖，度人亿千。大师之未往也，入曼陀罗（坛场），封本尊像，金刚三密以加持，念诵经行，未逾旬日，文殊师利现身。因识大愿不孤，夙心已遂，便率门人含光、惠辩，僧俗三七，杖锡登舟。采访以下，举州士庶，大会陈设，香花遍于海浦，蠡梵栝于天涯，奉送大师，凡数百里。”〔20〕

　　不空这次在广州市的传密活动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然而，关于不空在穗传法时间的长短，各处史料记载不一，有谓八年者，有谓一年者，出入很大。

　　不空是在乃师金刚智灭后，才奉敕前往五天竺和狮子国求取经藏的。而关于其师金刚智圆寂的时间，赵迁之《行状》和《宋高僧传》所记差别很大。《行状》谓“至河南府，祖师示疾而终。是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仲秋矣。影塔既成，以先奉先师遗言，令往狮子国。天宝初，到南海郡。”〔21〕《宋高僧传》则云：“厥后师往洛阳，随侍之际，遇其示灭，即开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谥已毕，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狮子国，遂议遐征。”〔22〕两处记载相差九年。而飞锡之《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和吕向《金刚智行记》亦谓智于开元二十九年寂灭。

　　《行记》、《碑文》与《行状》虽分别为金刚智和不空之弟子所记，但几处的记载不无可疑之处。首先，《金刚智行记》记金刚智开元十九年（731年）年做之事甚详，支他译《金刚顶经瑜珈修习毗卢遮那三么地法》等四部重要密教经典。而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后，除讲他“随驾西京”外，无任何记述〔23〕。其次，《行状》谓不空“影塔既成，以先奉先师遗言，令往狮子国。”而《金刚智行记》云：“天宝二年（743年）癸未之岁二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龙门起塔。”〔24〕则天宝二年才开始起塔，不空最快也得天宝三年纔可能在广州启程。而《行状》又说他航海到狮子国后，开坛弘法，收集经藏。后来“又游五天竺，巡历诸国。”于“天宝五载，归还上京。”〔25〕如此则不空要在二年时间内，航海到狮子国，传弘密教，收集经藏，还要游历五天竺诸国，最后航海回归中国，且能于天宝五年（746年）“还归上京”，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航海速度，证之以其它海路取经僧之行程和时间，完全不可能做到，史载他当初与其师金刚智来华时单程就用了三年时间。“逐波泛海，约以三年，缘历异国种种艰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而这次他却能在三年时间内航海去、来，还要求法狮子国，游历五天竺，实属不太可能。金刚智与不空的弟子们之所以要将祖师的圆寂时间推后九年，似乎其中有重大隐情，然隐情何在，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