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比较起来，还是《宋高僧传》记载更合乎情理：即金刚智于开元二十年（732年）圆寂，不空在料理完后事之后便动身前往南海（广州），“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附昆仑舶，”前往狮子国，“至天宝五载（746年）还京。”从去到回，前后五年，在这样的时间跨度内，不空才有可能完成他那些耗费时日的使命。这样，不空这次在广州逗留了七八年之久〔26〕

　　因为前后在广州逗留了七、八年时间，纔可能“度人亿千”，“度人百千万众”。当然，这些记载属夸张之辞，但亦可以想象不空在广州开坛灌顶、传法收徒，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广。

　　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不空从广州港出发后，经南洋诸国到斯里兰卡，“始见普贤阿梨，遂奉献金宝锦乡之属，请开《十八会金刚顶瑜珈法六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许含光、慧辩等同五部灌顶。空自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诸尊密印仪形色像坛法标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27〕

　　不空后又游五天竺。“至天宝五载还京，进狮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杂珠白等，奉敕权止鸿胪。”〔28〕这次史料虽未言明其是否在广州停留，然不空启航于广州，海路去海路回，肯定会经过广州。想到五年前赴印离穗时弘法盛况，这次逗留广州，很可能又进行法事活动。

　　不空起航赴师子国之前在广州的传密活动，“是不空首次传法度人，也是密宗首次传播于岭南。“〔29〕可以说，广州是不空传法度人之初地。

　　三、 广州官绅与弘密僧之关系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统治者的扶持和支持分不开，佛门弟子对此亦有清楚的认识，古德云“不依人主，则法事难立“，就是其传教经验的总结。密宗在华的迅速传播和发展更是凸显了“法事”与人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唐中期，密宗在华迅速传播，独领风骚，盛极一时，不空三藏权倾三朝，位极人臣，实与玄宗、代宗、肃宗三朝帝王的大力支持、扶持关系极大；也与密教领袖积极疏通与统治者的关系，迎合统治者的意愿密切相关。不空不仅利用密教法术为皇帝祈风求雨，而且在理论上处处维护皇帝的权威。其所译《仁王经》便用佛祖的名义说：“我以是经付嘱国王，不付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者何？无王威力，不能建立。”〔30〕代宗则亲自为不空所译经典作序，对其译经、传教予以全力支持。

　　有了帝王的全力支持，不空纔可能“据灌顶师位四十余年，入坛弟子，授法六人，三朝宰臣、五京大德、缁素士流、放牧岳主、农商庶类，盖以万计”〔31〕，将密教传法事业推向高潮。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京城里的帝王重臣对密教僧徒大力支持。广府的大小官员当然不会后人，更何况地处海路交通要道的岭南地方官员从魏晋六朝以来就有为好佛的帝王罗致、迎送高僧大德的传统。南朝刘宋时，梵僧求那跋摩在南海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传法，“宋文帝远闻其风，剌交刺吏称旨迎致。”〔32〕后跋摩接受邀请，附商舶扺达广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赦州郡，令资发下京。”〔33〕广府官员有关注海路弘法僧人动向、了解南海诸国僧人情况的传统，也有接待、迎送来往高僧的经验。是以，当金刚智、不空师徒还在佛逝国的时候，广州节度使就对他们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当他们来到珠江口的时候，广州节度使派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很快送他们师徒上京弘法。

　　当不空再次莅临广州时，南海太守刘巨鳞更是作为精心安排，为不空在广州的传法活动提供种种方便，并请不空为自己灌顶。当不空师徒37人准备启程时，刘巨鳞又“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狮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辩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34〕对不空师徒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致。

　　当不空“率门人含光、惠辩，僧俗三七，杖锡登舟”时，“采访以下，举州士庶，大会陈设，香花遍于海浦，蠡梵栝于天涯，奉送大师，凡数百里。”〔35〕说明追赶这趟密教热潮的，除了刘巨鳞等高级官员外，广州的士绅商贾几乎是全体动员。弘密僧人与广州官商士绅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求法僧人从广州启程出海，常常得到广州三宝弟子和官员商贾的大笔布施和资助。义净从广州启程时就曾得到龚州（今广西南平县）刺使冯孝诠一家的大力资助。冯孝诠“及弟孝诞使君、孝使君、郡君宁氏、郡君彭氏等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餐。”〔36〕可以说，广州官商士绅有向弘法僧人布施的传统。不空这次广州传法，轰动一时，赴狮子国求取经藏，是时又是大唐国使的身份，按理，他在广州传法进会得到包括刘巨鳞在内的官商士绅的大笔布施和资助。史无明载，不好妄加推测。但后来刘巨鳞因贪污而被朝廷处死，而同时不空也被令回国，滞留韶州一事，则透露出刘巨鳞与不空的关系非同寻常。

　　不空从狮子国回京之后，受到玄宗的高度礼遇：在皇宫建曼陀罗，玄宗亲受五部灌顶；后又赐不空‘大广智三藏“的名号；后又在内道场和净影寺设译场翻译经典。然而就在此时，玄宗却在天宝八年（749年）突然敕其“许归本国”。

　　赵迁《行状》载：“八载，恩旨许归本国，垂驿骑之五匹，到南海郡，后敕令且住。〔37〕

　　圆照《贞元录》（卷十五）谓：“八载已丑，复有恩旨，放令却归。”〔38〕

　　《宋高僧传》亦谓：“天宝八年（749年）许回本国，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39〕

　　不空从狮子国回来才二三年，正值其事业之高峰，为何突然被“许归本国”呢？“许归本国”、“放令却归”实际上就是“逐客令”，限期离境或遣送回国的代名词。身为皇上的灌顶国师，为何顿失恩宠，个中原因，《行状》和《贞元录》等都有避而不谈。究竟原因何在？《旧唐书?玄宗本纪》的一条史料对此作了最好解释：“（天宝八年）戊子，南海太守刘巨鳞从赃，决死之。”〔40〕

　　身为大檀越的刘巨鳞因贪污被处死之后，不空马上被勒令回国、驱逐出境。说明刘与不空关系密切，非同寻常，不空一定得到刘经济上的大笔资助、布施，并且深深卷入案中。不然，玄宗是不会对自己的灌顶国师如此不留情面。好在不空朝里朝外有许多人为其说情打点，最后玄宗才“敕令暂住”韶州，没有真将其遣送回国。不过，仍然在韶州呆了四年，直到天宝十二年（453年），因“河陇节度使哥舒翰之请，离开韶州，前往武威，重新走近了政治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