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元年六月十日
　　上五行汉字下面，模刻梵字二行。
　　背面上段，亦凿一小方龛，内雕一结跏趺坐，毗卢佛像， 龛外下部阴刻线刻莲花须弥座，下刻汉字《佛说减罪经》，字为：
　　   佛说减罪经
　　 南无十方佛减罪观世
　　 音转障陀罗尼减罪虚
　　 空藏大慈大悲门救护
　　 诸众生愿减一切罪（以下蔕糊不清）
　　上录刻的经句下面，亦横刻梵字两行。
余外六面皆刻梵文，每面计二十行，行皆四字，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惟向南面第十五行梵字后，刻汉字“连果神道”四字。
　　第三层为幢盖，椭圆形，八角上翘如莲花状，每角尖雕一金刚杵，余外满刻精致的缠枝花饰，盖顶罩面八弧弯上各刻一个梵字。
　　第四层，系幢顶的座，也是精圆束腰须弥式，高14厘米，下部作覆莲，束腰系素面，上为朵莲花样。
　　第五层，即宝顶，作一扁圆莲化蕾，高20厘米，正、背两面各刻一梵字。
　　此幢为元至大元年，为公元1308年，
　　我们通观昆明大理的这些经幢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都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反映了当时的白密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的信仰与其仪轨。
　　到了明代立幢之风渐息，代之以墓碑，据我们实地考察，明碑的正面一般是碑额上写五字、六字、八字或十一字不等的梵文字母，而碑阴多数刻写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
　　如，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4年）剑川《赵药师保神道碑》。碑原存剑川县城北的中科山赵姓墓地，不知何时倒扑于地。1982年8月县文化馆将它收归保存。碑石系灰绿色的“喜山期”粗面岩，碑面有残损。通高124厘米，身宽46厘米，厚14.5厘米。
　　碑额为半圆形，正面弧缘刻精美的缠枝图案，内列八圆，圆内刻梵文《八字真言》，额中部雕一道辫式小龛，龛下刻云纹，龛中雕一尊四臂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台上。
　　碑身正面中心刻为幡幢，上头刻宝相华盖，下接长方框，内书刻汉字名衔一行“谥曰志平继美于义亡者赵药师宗神道（最下二字分列于框外左、右）”框下刻宝相流云饰纹。碑身左、右过缘各刻一列缠枝宝相花，两列图案纹中各刻四圆圈，内刻佛家人物。左方自上而下；一为胜业陀罗尼，二为法螺，三为法铃，四为金刚锥，右方自上而下；一为宝鼎，二为金鱼（三只），三为弥猴，四为吉祥海云（一称“万”字）。
　　碑阴额弧缘刻流云纹，中列五圆圈，上刻梵文《五字真言》，额中部阴线刻一毗卢佛像，结跏趺坐于流云托莲座上。碑身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
　　碑右侧刻汉字一行“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下已不可辨）。
　　又如，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土官百户赵坚墓碑》碑额阴面，当心凿一小龛，内雕一躯六臂日月神像，碑身的阴面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
　　明正统元年（1426年）《土官千户赵海墓碑》，碑额正面弧缘，浮雕精美的缠枝宝相图案纹饰，间列五圆饼，上刻梵文《五字真言》，额中心榜内刻篆文“武略将军，赵公之墓”两行八个大字，碑身正面刻志铭。额阴弧缘亦浮雕缠枝饰纹，间列八圆饼，内刻梵文《八字真言》，额中心凿一小龛，中浮雕六臂日月神像一躯，相好庄严，碑阴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昭信校尉土官杨惠墓碑》，碑在沙溪沙登村后，金鸡楼山半腰亦火葬墓碑，是一块大理石的丰碑，高169厘米，宽97厘米，厚16厘米。雕刻艺术甚精美，列为州级文物保护。碑上的墓石，系清乾隆时沙登村杨姓所筑，左、右壁两面列子孙世系，俨然一部宗谱。
　　碑额正面弧缘浮雕精美的缠枝宝相，间刻深凹五圆龛，内浮雕五尊如来佛像，庄严肃穆，内层额框作夹线联珠饰。额当心刻一竼牌，形式古雅，上刻篆文“昭信校尉  杨候之墓”八大字，竼牌左右平浮雕两像跽跪的天女，手捧香花而相向，各旁刻流云八宝，既庄严而雅观，艺术造诣甚高。
　　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阿吒力僧李久成墓碑》碑额正面弧缘刻缠枝宝相，间列八圆，内刻梵文《八字真言》，额当心小龛内雕六臂日月神像一躯，碑身刻志文。额阴的雕刻与正面全，碑阴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
　　1942曾来大理作过碑刻考古的石钟先生在《大理喜洲访记》中说：他收录的150多通明碑所见：“每一块碑的碑头上都有梵咒，没有例外，最少是六个字，其次是七八个字，最多是十一个字，顺序的排列在碑头上。每一个梵咒都加一个圆圈，很少有例外，在碑的背面有整段的梵咒，横行书写。最上一行是中文‘佛顶尊胜大陀罗尼神咒’十个字自左至右，全段差不多是二十一行。我曾经请教过李华德先生据他说这些梵文都是秘家的咒语，每一个字都有它特殊的意义正象曼荼罗秘密的符号一样，他的真意我们是不知道的。我因此才明白这些梵咒是与密教有极密切的关系，在碑铭上还时常看到某某‘书梵’，这是说在密教盛行的时期（明代中叶以前）密教师专办理人民宗教上的事务。人死以后都请他们书写梵咒刻在碑上，那么死的人就或者可以得到解脱，梵咒就是大理密教的表征。这是无可疑义的。”石先生说得是十分正确的。
　　现在据我们大理地区的文物工作者亲眼所见，并亲手所拓的这样正面碑额刻梵文真言，下面为汉文行述，背后的碑阴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明代碑刻在百件以上。可见这在明代已蔚然成风。这是白密盛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和遵行“佛顶尊胜陀罗尼”仪轨的实证。
　　为亡人设五斋、镇幢、书碑这是汉地密宗的一种仪轨。
　　尤其是在经幢上或墓碑上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更是学汉地密宗的。只不过汉地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的风气比白族地区来得早，结束也早。
据研究，佛顶信仰兴起于初唐的两京和川北一带。盛唐之后仍然流行。在佛顶信仰中最为流行的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的信仰。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主要说的是佛为善住天子解除七返恶道之苦而说陀罗尼的故事。说诵持佛顶尊胜陀罗尼，可净除过去一切恶道之苦，净除过去一切罪业。不再转生六道畜生道之身。沧落地狱畜生界的众生可以得到解脱，得生佛土诸天。也有说与佛陀波利的故事有关。武彻《灵验记》中说，“昔仪凤年中佛陀波利所传之本，遍天下幡刹，持诵者多矣。”在敦煌遗存的写经中，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序、启请文共116种，其中大都是唐代写本，波利本最多。从遗存的石刻经幢也可以看出，波利本最流行。尊胜陀罗尼流行全国，也是大唐帝国用国家行政手段推行的结果。唐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初，代宗敕令不空俗弟子功德使李元琮，令天下僧尼一月之内诵佛顶尊胜陀罗尼精熟。每日诵持二十一遍，每年正月初一日遣贺使具进所诵持数遍，唐代宗将他作一件重大的功德活动。像这样皇帝下令举国讽诵陀罗尼的事情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因为佛顶尊胜信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的崇祀形式，就是刻制经幢，唐代尊胜石幢，见于著录的就有七、八十件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