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   原载《觉群》2003年第3页

　　内容提要：唐代的长安做为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宗教活动中心，寺院的建设和活动尤其兴盛。长安寺院除了作为佛教活动中心之外，更发挥出一般的社会文化功能。寺院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因此，长安寺院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领域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从而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更广泛的参与和支持，这样反过来又大大开阔了寺院的活动范围，增加了活动的生命力。这些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关键词：唐代 长安 寺院
　　唐代是中国佛教和佛教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对社会发挥巨大影响的时期。“南朝四百八十寺”，唐代寺院的兴盛状况绝不下于诗人杜牧描写的南朝。而唐代的长安做为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宗教活动中心，寺院的建设和活动尤其兴盛。特别是那些敕建大寺，不只在当时的佛教内部占据着指导地位，在与世俗政权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更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因此了解长安的寺院，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唐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唐代佛教的一些重要方面，对于今天探讨的课题——“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也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今天走在日本奈良和京都的大街上，会看到鳞次栉比的大大小小的佛寺。当年的奈良和京都都是仿照长安城建设的。从它们的现状可以推测唐代长安的情况。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天宝以前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合计九十一所[1]，这是长安城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寺；日本佛教学者塚本善隆根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资料列出唐代长安寺院一百零三所的名称[2]。近年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广泛搜集史料，著成《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解说篇，京都法藏馆，1989年）一书，有关材料搜罗更为齐备。本人利用相关资料考证、总结，得到长安城内名称可靠的寺院一百六十一所[3]。另有更多不知名的兰若、经坊、佛堂等遍布市内。如日僧圆仁在武宗朝到长安，就看到“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4]。此外唐代皇城和宫城内建有许多寺院、佛堂，这是皇室作法事、建“内道场”的地方[5]，也有众多的宫人在那里出家修道。还有许多佛寺建在长安城郊，特别是南郊，延伸到终南山一带。知名的如终南山的草堂寺、丰德寺、清源寺，京郊的兴教寺、章敬寺、香积寺、华严寺等。住在那里即可脱离尘嚣而体现出高蹈绝尘的姿态，又便于出入都城，与朝廷、世俗社会联系。
　　长安寺院相当一部分占地广阔，建筑宏伟。如大兴善寺尽靖善坊一坊之地；大荐福寺占开化坊南部一半，而其塔院则在南面的安仁坊；开明坊主要为光明寺占有；大安国寺占长乐坊东部大半；大慈恩寺占晋昌坊东部的一半；大庄严寺占永阳坊东部的一半和和平坊南北街以东的部分；大总持寺的规模与之大体相当。长安的坊大小不等，在500×558平米至838×1115平米之间[6]。据实测，兴善寺所在的靖善坊面积约为261,082平米[7]，这也是兴善寺的面积；慈恩寺所在的晋昌坊面积为1022×520平米，慈恩寺居其半，则为四分之一平方公里多[8]。如大安国寺、大庄严寺、总持寺所在都是较大的坊，估计规模与慈恩寺大体相当。慈恩寺初建时，“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而西明寺“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9]。又如总持寺是“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密宇，窈窕疏通”[10]；清禅寺是“九级净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所以竹树森繁，围廊周绕”[11]。章敬寺是鱼朝恩为祈章敬太后冥福以所赐庄创建，“穷极壮丽，尽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12]。青龙寺、章敬寺、资圣寺、西明寺等著名的大寺，规模当也差不多。一九七三年对青龙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殿址一处，塔址一处，殿堂建筑估计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塔位于其东侧五十余米处，这只是整个寺院西部的两组建筑，估计其寺应占新昌坊的四分之一[13]。新昌坊也是面积较大的坊，实测面积为550(～590)×1020(～1125)之间即0.51～0.66平方公里之间。自一九九二年开始，西北大学对校园所处的唐太平坊和其中的实际寺进行了发掘，根据出土文物和钻探材料，可推算实际寺的面积约为220×230米，即50000平方米[14]。实际寺不算是规模大的寺院。长安城除南面四列里坊外，其它里坊基本布满了寺院。多数里坊寺院不只一处。
　　寺院有这样的规模，可以推想僧侣之众多。现在虽不能得出确切的数字，但根据资料可推断出大概情形。慈恩寺初建时奉敕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造西明寺成，“敕先委所司简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后更令诠试业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拟度”[15]。这只是初建时一次住入、剃度的人数。安国寺乘如在代宗朝于左右街临坛度人，弟子数千[16]。而“（大历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17]。又“永贞革新”时一次“出宫女三千人于安国寺”[18]。这些宫女中的无家可归者应即留在该寺。中宗朝狄仁杰上疏中就说到“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19]。这是僧、尼不入名籍的数额。这样，长安二百左右所寺院，其兴盛时期（即除唐室初建的国家恢复期、“安史之乱”等战乱时期、武宗毁佛前后及唐末等时期）僧侣当有数万之众。朝廷斋僧动辄数千人，也从侧面证明这一点[20]。
　　数量如此庞大的寺院和僧众的存在，实际在适应着广泛的社会需求。所谓需求除了纯宗教方面的之外，还有一般文化方面的。这些寺院不只是佛教文化中心，还是世俗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在这方面，突出显现了长安寺院的更积极、更普遍的社会功能。
　　这里不拟过多涉及唐代长安寺院的纯宗教活动及其作用，集中讨论关系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及其意义。在这方面，长安寺院的活动广泛而多样，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作用巨大，成就突出，构成唐代社会繁荣、华丽的文化生活的极其重要的部分。
　　日本佛教学者道端良秀说：“据《唐会要》、《长安志》、《两京城坊考》等资料所见，长安城内百余所寺院，几乎都是由贵族显宦等统治者之手所造，并由他们所支持。地方的寺院也同样，多由当地的豪族统治阶层所经营。”[21]得到朝廷和贵族的大力支持，给长安寺院从事文化活动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唐代长安寺院与宗教直接相关、成就突出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为佛教学术研究中心，包括从事译经，这种研究和翻译工作是由一批高水平的义学沙门进行的；二是为朝廷提供宗教服务，举行各种法事、斋会，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祀祷、礼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