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佛教广泛流传于社会上下，有一些具有深厚学养的士大夫进入佛门，文人结交高僧成为风气。柳宗元说：“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33]这种儒、释交流形成为传统，对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一般的社会文化所起的作用、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仅就文学的诗文创作而言，历代僧侣中善诗文并卓有成就者代不乏人。而有关唐代长安寺院中文人与僧侣诗文唱和的资料更俯拾即是，下面只举出几个典型例子。《唐志》著录有慧净《续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慧净是普光寺主而被命兼任纪国寺上座，他于“贞观十年，本寺开讲，王公宰辅、才辨有声者，莫不毕集，时以为荣望也”[34]，可知他佛学的素养程度。而他编的这部诗歌总集“行于代。慧静（即“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慧静俗姓房，有藻鉴”[35]。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慧净的文学水平。长乐坊的大安国寺紧靠大明宫，历来和宫廷有密切关系。元和、会昌年间有广宣住该寺红楼院，和当时著名诗人频繁倡和。他本人留下了二十余首作品（包括联句），而存有和他赠答诗的则有诗人李益、郑絪、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杨巨源、王涯、冯宿、欧阳詹、王起、段文昌、雍陶、曹松、薛涛等人，一时诗坛名流几乎都包括在内。他留下的应制作品反映了他的地位，如他陪同皇帝游览天长寺、普济寺、兴唐观都曾应命作诗。中唐时的红楼院好像是诗人“沙龙”[36]。后来宣宗时又有“僧从晦，道行高洁，兼工诗，以文章应制。上每择剧韵令赋，亦多称旨。晦积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赐”[37]。可知以文章应制乃是安国寺的传统。另一位在诗坛上的名人是住在居德坊先天寺的无可，这里是一处比较寂寞的古寺。但和他往还的人不少，诗人中著名的有贾岛、姚合、戴叔伦、马戴、薛能、方干、喻凫、刘德仁、雍陶、李郢、顾非熊、李洞、刘沧、张籍、殷尧藩等，这其中以姚、贾为代表的一批人善于描写冷寂风景和落寞人生，其创作风格以忧折清峭见长，形成了影响晚唐诗坛的“武功诗派”。无可的枯寂的寺院生活正是培植这一派诗歌的环境。
　　长安寺院里具有文学意义活动的还有“俗讲”。这有众多的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不烦详为介绍。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俗讲的仪式和活动情形有详尽的描绘。这里拟指出的是，俗讲在唐代虽然是寺院宣扬佛法的形式之一，但长安大寺的俗讲已经纳入朝廷所主持的法事的一部分。这对提高俗讲的艺术水平当然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如著名的、被评价为城中第一的文溆法师就是住在会昌寺的“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38]。这类著名的俗讲法师在朝廷敕建大寺里、按朝廷的要求进行俗讲。如今存《维摩诘经讲经文》所表明的，他们不但有可观的文采和娴熟的表现技巧，并且对宫廷生活例如太常乐舞等相当熟悉。正因为有了长安寺院的条件，才使得他们可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创作长达百卷左右的长篇创作。这种俗讲同样越来越带上了娱乐性质。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有些僧侣的活动已明显带有俳优性质。例如中宗“令内道场僧与道石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服。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合，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面而走。孝和抚掌大笑”[39]。叶法善在这里是表演“幻术”，而以中宗为首的参与者则从中取乐。又如“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座”，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40]这是宋人所谓“说荤经”的滥觞，把僧、道辩论完全戏剧化了。
　　长安各大寺院里有专门的“戏场”。“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41]这些戏场是表演“百戏”的地方，包括俗讲。而且像慈恩寺那样的大寺里戏场不只一处。当时又有所谓“变场”[42]，应是专门“转变”的场所。在有关长安“戏场”的有限资料中，常被引用的是宣宗女万寿公主事：“（大中二年）十一月，庚午，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弟顗，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亟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43]应当注意的是，这是公主观戏，是贵族阶层的娱乐场所。李洞咏安国寺诗说：“开讲宫娃听，抛生禁鸟餐。”[44]，这是宫女们去听讲。这样，长安大寺的俗讲应是领导了一时潮流的，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流行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长安寺院中既然有自己的乐舞队伍，也就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艺术家，如庄严寺僧善本就是一例。他善琵琶，贞元中，长安大旱，诏于天门街祈雨，两街市人已声乐斗胜负，街东的康昆仑为第一手，街西无以敌，乃请善本出场，受到德宗的嘉奖。事见《乐府杂录》。
　　长安城的建设有意识地规划出像曲江那样的公共娱乐场地，这是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的一大进步。而长安城中的众多寺、观，也起着公共游乐地的作用。宏伟的殿庭可供游览；高耸的佛塔可供登临，又有多种类的众多艺术作品可供欣赏。这些有许多当时的诗文形容、描摹。朝廷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有时皇帝率领百官行幸寺院，常去的是慈恩寺、荐福寺、安国寺、章敬寺等景观宏伟优美的大寺。这时候群臣往往要应制赋诗。这是君臣赏心的游乐，更是粉饰太平的盛集。特别是长安寺观十分注意绿化，遍植花木。不少寺观都是赏花的好去处。道教玄都观的桃花因为有刘禹锡以诗得罪而为后人得知；唐昌观的玉蕊花更有元、白等著名诗人吟诵过。佛寺中更有盛产名花的。其中慈恩寺“竹木森邃，为京城游观之最”[45]，它旁边的杏园里的杏花招引众多的游赏者。而自天宝年间，长安盛赏牡丹。“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八、九寸。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46]。可见其培植技术之专精。到中唐时“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开，太平院开最后”[47]。西明寺的牡丹也很有名，元稹、白居易等都写过赏花诗。传奇《霍小玉传》写到主人公李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48]。赏花是京城一项重要游艺活动，白居易《秦中吟》里所写的全城如痴如狂的赏花热潮主要在寺观里，所以当时才有“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49]的事。段文昌于毁佛后有诗说：“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今日长安已灰烬，忍能南国对芳枝。”[50]他对花木零落表示无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