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寺院与士人、官僚的生活关系甚为密切。在科举中，“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51]。这就是所谓“习业”寺院的风气[52]。又“神龙已来，（进士）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它时为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53]。这样，在慈恩寺的庆宴、题名，游赏赋诗，成为每年举子的一时盛会。这种宴会也在别的寺院举行。如在崇圣寺佛牙阁上举行的进士樱桃宴[54]。长安寺院同样也是一般的交际场所。如文学史上著名的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各自赋诗。这样的活动对诗人们的生活和创作都有一定的意义。再如萧颖士有时名，李林甫欲见之，时萧正居丧，“请于萧君所居侧僧舍一见”[55]。这是官僚和文人间的交往。又大历四年，握有朔方重兵的“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时章敬寺刚刚建成，鱼邀请郭参观自有炫耀之意，但也是为了加深二者的关系，所以宰相“元载恐其相结”[56]。甚至情人也利用寺院来传递信息[57]。又如“姜皎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58]；而小说《任氏传》中的韦崟说到“昨者寒食，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张乐于殿庭，有善吹笙者，年二八”[59]⒂云云，则寺院中也是歌酒饮宴的地方。
　　有的寺院还有特殊的功用。如在尼寺安置被绌罚的官员眷属；又像位于大明宫丹凤门前光宅坊的光宅寺，在元和年间置待漏院以前，曾是百官上朝是“待漏”的地方。至于寺院僧侣与世俗结交也有些曖昧以至悖乱之事，在资料中也可以见到。
　　总之，繁荣的长安寺院除了作为佛教活动中心之外，更发挥出一般的社会文化功能。本来佛教就带有浓厚的泛文化性质，这一点在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里更得到了突出的发展。而在繁荣昌盛的唐代，在作为其文化中心的首都长安的众多寺院，更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寺院文化，点缀着这里的繁华兴盛的文化生活。寺院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正因此，长安寺院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领域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从而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更广泛的参与和支持，这样反过来又大大开阔了寺院的活动范围，增加了活动的生命力。
　　这些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1]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3209册。
　　[2] 参阅塚本善隆《中国净土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四卷，东京，1976年，
第234页插页。书中列出一百零五所，但其中资圣寺误重出，善果寺为隋废寺，实为一○三所。
　　[3] 《唐长安寺院考》，《唐研究》第一卷，第1—49页。
　　[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顾成福等点校，第1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 参阅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81--89页。
　　[6]
参阅《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北京，《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595--611页；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18页。
　　[7] 参阅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北京，《考古》1978年第6期；王亚荣编著《大兴善寺》，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15页。
　　[8] 参阅畅耀编著《大兴善寺》，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4页。
　　[9] 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一○，孙毓棠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49、21页。
　　[10] 宣宗《重建总持寺敕》，《全唐文》卷八一，849页。
　　[11] 《续高僧传》卷三○《慧曾传》。
　　[12]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大历二年》，7195页。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322--327/321页。
　　[14] 柏明主编《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36页。
　　[1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一○，155、215页。
　　[16] 《宋高僧传》卷一五《乘如传》。
　　[17]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大历三年》，7198页。
　　[18] 《旧唐书》卷一四《顺宗本纪》。
　　[19]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
　　[20]
平冈武夫估计长安的宗教人口数为五万，这包括道教和其它所谓“夷教”的人数。但道教人数远较佛教的为少，《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载天下道士、女道士计一六八七人，而僧、尼计五三五八人，即僧、尼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参阅《长安与洛阳》，杨砺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29--30页。又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会昌沙汰僧尼数，可对长安寺院人数做出推测：会昌三年正月一次条流僧尼左街一二三二人，右街二二五九人；到五年涉及人数更多，从四月一日起，四十岁以下还俗，每天三百人，到十五日完了，估计总数四千五百人；十六日开始五十以下，到五月十日，未讲人数，大致和以前一样每天三百人，应在七八千人之谱；十一日开始，五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只所在资圣一寺即有三十九人，整个长安也应有数千人，卷三、四，158、184--5页。
　　[21] 《唐代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57年，204页。
　　[22] 参阅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8--104页。
　　[2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156页。
　　[24] 《南部新书》壬卷。
　　[25] 《续高僧传》卷三○《慧曾传》。
　　[26] Schafer,Richard H.: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1963,p.21;吴玉贵中译本，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6页。
　　[27]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160页。
　　[28] 《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大卢舍那龛记》，《金石萃编》卷七五。
　　[29]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30] 小林市太郎《小林市太郎著作集》第七卷，东京淡交社，1974年，104页。
　　[31] 参阅陈允吉《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30-146页。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五《成就剑法》：“唐小说所记剑侠诸事，大抵在肃、代、德、宪之世。其时密教方昌，颇疑是其支别。”
　　[32] 吴景玄《唐代名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