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到唐代取得了总结性的成就；而宗派佛学不只是中国佛教学术发展的高峰，更对整个思想史、学术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些方面已经有诸多相关专门研究发表，这里无庸细叙。值得注意的、而在文化史上又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佛教学术、著述活动，其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22]。例如僧史、僧传的编撰（如道宣撰《续高僧传》、慧立等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佛教类书、论著的编辑（如道世编辑《法苑珠林》，道宣编辑《广弘明集》），不仅为宗教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且可填补历史研究之不足；今存唐人西行求法记（如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乃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东南亚史地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佛经音义类著作（如玄应《众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等）则为研究中古语言提供了稀有的材料；又经录的编撰（如道玄撰《大唐内典录》、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不只著录、勘定了经典，在一般目录学上也具有重大价值；至于整个佛学著述和经典注疏所表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学风等，更在学术史上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此外还有外语的研习，梵语辞书的编撰（如全真《唐梵文字》、礼言《唐梵杂名》等）和中国文献的梵译等，反映唐代乃是中国历史上梵语研究水平最高的时期。这些文化成果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人中间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唐朝廷利用京城寺院举行各种各样盛大、华丽的法会。有的以祈福消灾（包括祈雨、治病等颇有“道术”意味的仪式）为目的，一般则多带有祝祷、庆贺、纪念性质，往往伴以欢快的游艺活动。如帝王诞辰、国忌日两京设斋，齐集僧、道和百官，这主要是一种纪念仪式。朝廷更盛兴内道场，在殿廷和宫内寺院设斋行道，其内容有讲经、授戒、行香、斋会等。有时规模很大，在太极殿或麟德殿举行（太极殿是宫城内太极宫的正殿，是每月朔望举行朝会的地方；自高宗龙朔年间各朝皇帝常居大明宫，麟德殿是其中的主要殿庭之一，也是举行盛大庆典和接见使臣的地方）。慧立等所著《三藏传》记载奉迎玄奘入慈恩寺的情形：“（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已巳旦，集安福街前，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其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一千五百余乘，帐盖三百余事……又于像前两边各丽大车，车上竖常竿悬幡，幡后布师子、神王等为前引仪。又庄严宝车五十乘坐诸大德；次京城僧众执持香华，呗赞随后；次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从。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而幢幡钟鼓，訇磕缤纷，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极目，不知其前后……。”[23]钱易则记述内道场的一次仪式：“上元二年九月天平地成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内人为佛、菩萨像，宝装饰之。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结彩被坚持锐，严侍于座隅焚香赞呗。大臣作礼，近侍围绕。设宴奏乐，极欢而罢各赐帛有差。”[24]不少寺院为了这种仪式准备了专门的舞乐班子，像清禅寺，“寺足净人，无可役者，乃选二十头令学鼓舞。每至节日，设乐像前，四远同观，以为欣庆。故家人子女，接踵传风，声伎之最，高于俗里”[25]。这种寺院的法事，如斋会、祀祷、迎送经像等，都是鼓乐喧天，热闹异常，美国学者薛爱华直接把它们说成是“收入丰裕的佛寺中举办的各种大型的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26]。至於自唐初朝廷即举行的一种颇具游乐色彩的法会盂兰盆会，还有多次举行的奉迎佛骨活动，都成为长安城里群众性游艺活动的重要部分。这些活动实际像是一种欢乐喜庆的集会，对一般民众而言，宗教的意味已很淡薄了。
　　长安寺院又是一代灿烂辉煌的艺术活动中心。唐代高水平的建筑、雕塑、绘画艺术，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寺院里，有些还是僧侣亲手完成的。如著名的慈恩寺大雁塔，是玄奘参照西域样式修建的，今存者屡经改建，仍可窥知本来的面貌[27]；净土宗大师善导擅长造像，他在实际寺时，被命赴龙门建造大卢舍那佛像，开凿了佛教东传以来最大的像龛，即今存雕塑史上的伟大杰作龙门奉先寺大像[28]；密教大师善无畏长于工巧艺术，相传他制造模型，铸成金铜灵塔，备极庄严，所画密教曼陀罗尤其精妙。以这些人在当时的地位，他们的艺术成就必然产生巨大影响。
　　特别是长安寺院里集中了一大批外来僧侣，他们带来了外国和边疆各族的文化成果，包括实物和技艺。这方面美国学者薛爱华有详细、有趣的论述。这样寺院也是文化交流的场所，又像是保存文物的博物馆。这种文化交流在艺术方面的成绩尤其显著。唐初于阗人尉迟乙僧所“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特别是所作“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29]。所谓“凹凸花面”是指以晕染造成立体效果，是不同于中国传统上以线条为主的绘画技法。这实际是西域传统的艺术技巧，对中国后来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盛唐起密教兴盛，传入密教瑰丽奇异的艺术。“密教诸宗的威力在神咒，魅力在形相。”[30]各种奇丽夸张的曼荼罗图象创造出富于理性的中土人士所不能想象的艺术世界。在唐代，各种密教变形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特别是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大为流行，其中奇诡华丽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直到今天还是中土佛寺的主尊之一。密教艺术的独特表现方法和风格特征作用于当时的艺术创作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但在绘画、雕塑里，就是从韩愈一派趋奇尚怪的诗风到传奇中剑侠题材的流行，都受到它潜移默化的熏染[31]。
　　唐代寺院装饰着丰富多彩的壁画，造成中国壁画史的灿烂一页。作画的当然有僧人，更有卓越的世俗艺术家。武宗会昌三年，段成式在京任秘书省校书郎，一日和友人同游大兴善寺，鉴于韦述《两京新记》等资料记载寺院情况多有遗漏，乃约以一旬时间遍巡两街各寺，但因为其时毁佛已经开始，只调查了起兴善寺终慈恩寺、主要在朱雀门大街以东的近二十所寺院。至大中七年他任外职归京，寺院在毁佛中已被拆废，遂根据回忆写成《寺塔记》两卷，其中详细记载了他所调查寺院的大量建筑、壁画、造像以及所存文物情形。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也专门有《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部分。从这些资料可以知道，从唐初的展子虔、杨契丹、尉迟乙僧等人开始，吴道子、杨光庭、卢楞伽、杨惠之、王维、周昉等一代著名画家都曾图画寺壁，创作出大量精美的作品。这其中当然以“画圣”吴道子最为杰出。吴景玄记载说：“又按《两京耆旧传》云：‘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景公寺地狱壁、帝释、天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纪，皆妙绝一时。景玄每观吴生画，不以装背为妙，但施笔绝踪，皆磊落逸势。又数处图壁，只以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彩绘。凡图圆光，皆不用尺度规画，不笔而成。景玄元和初应举，住龙兴寺，犹有尹老者年八十圆，尝云：‘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园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如风旋，人皆谓之神助。’又尝闻景云寺老僧传云：‘吴生画此寺地狱变相时，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率皆修善。’所画并为后代之人规式也。”[32]吴是元和时人，距吴道子活动时期不远，他的来自亲所闻见的记述，生动地表现了吴道子寺观壁画的丰富多彩及其高度的艺术水平和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吴道子也到道观作画，请他作画的僧、道当然是为了宗教宣传，但他（还有他的弟子们）作为艺术家从事的壁画创作却更创造了独立的美学价值，前来寺院参谒的人们也多是以欣赏的心情来观赏其艺术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