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诠释意识的兴起

　　法比学派可以说是战前欧洲佛教研究的高峰，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学界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源。他们在诠释佛教教理的方法也有所反省，Lamotte  即于 1949 年出版一篇论文，〈论佛教的诠释问题〉，指出佛教的四依说—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是佛教解经学的基本原则。（Lopez,  1988: 11-27）他也指出在佛教传统里语言文字与涅盘实相（离言法?）的背反关系，但是佛教也充分了解到名假安立的必要。因此对他与法比学派而言，语言文献学方法并不致于和「四依」原则冲突，因为文献的解明（依语）虽然不必然保障证得第一义谛，但却是其必要条件。

　　Lamotte 这篇论文到了 1984 年一场关于佛教诠释学的讨论会再度受到注意。Donald S. Lopez, Jr.在一篇报导该研讨会的文章中指出，相应于诠释学思潮之兴起，我们有必要重新省察佛教诠释学的传统。与犹太教的塔木德（Tamudic）释经传统与基督教的释经学比较，长期以来佛教各学派也发展出各自独特的诠释系统—「判教」，试图在众多观点互异的理论与文献之中，提出足以判定了义/不了义、圆/不圆的判准。佛教各系统，从巴利佛教到大乘佛教，从中国华严到朝鲜禅，从藏传金刚乘到日本真言宗，皆有其教相判释。这便是该研讨会所探讨的主要问题。（Lopez, 1987）

　　该场佛教诠释学研讨标示了当代西方佛教研究之方法论意识的再度觉醒。虽然与会学者所提论文多是针对传统宗派之教相。

　　判释的探讨，但是研讨会的结论则指出，除了教相判释以外，佛教诠释学应该进一步反省下列诸问题：

　　第一，什么是佛教哲学的理解理论（theory of understanding）？Alan Sponberg 指出，佛教的理解理论与解脱论息息相关，因为佛教之理解活?无不以去除虚妄、证悟解脱为目的。参与讨论的著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 David Tracy 则认为佛教哲学接近「澈底的怀疑诠释学」（radical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因为佛教旨在于揭露吾人对于世界的「系统性曲解」（systemic distortions）。

　　第二，现代（西方）学者研究佛学经常面临「双重距离」的处境：时间上的距离与文化上的距离。在此双重距离下，现代学者的诠释活动与其说是导向佛教经典之解明，不如说是着重于揭露诠释者的「成见」或「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便是社会学家季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诠释活?必须照顾到诠释对象与诠释者的「双重脉络」（double contexts）或「视域」。（Lopez, 1987: 81-83）

　　其它，如佛教典律的形成及其在形成传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经典释义法（exegesis）（如佛教对字源学的运用）、翻译，等等，都是广义佛教诠释学的课题。最主要的，西方佛教学界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无法避免去揭显他们自身的「成见」与「前理解」，也了解到此「揭显」才合乎真正的佛教诠释学精神。（Lopez, 1988: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