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结语

　　西方佛教研究发展至90年代，可说是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在喧杂之中不失其回复主调。其中出现的方法论意识与论辩最具特色。然若仅有方法论反思而无具体论述实践，则必流于浮浅。从上述吾人可以看到西方学界（特别是北美地区）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再?闭于孤立的佛学圈中，而应该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脉络进行论述。在这一波方法论反思下，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一向为主流的语言文献学风。他们并非放弃语言文献学训练，轻忽其价值与贡献，而是了解到其局限性，甚至揭露其与佛教哲学立场相背离的反讽。方法多元论逐渐受到承认，多音的时代终于来临。

　　反观东亚佛教地区，日本自明治维新时期，南条文雄（1849-1927）与高楠顺次郎 （1866-1945） 赴欧习梵语佛典之后， 即开始现代佛教研究的发展。经过整整一个世纪，日本的佛教研究，不论在学术机构、人口与出版，均远远超过西方（注七）。大体而不包括言，日本佛教研究仍以语言文献学为主流，以哲学诠释为辅；前者以东海大学为代表，后者则以京都学派最着。两者都可以说是承续自欧陆学风。

　　日本的佛教研究对中国与台湾的佛教研究影响甚大。关于大陆在1949 年后的佛教研究，已有另文介绍，于此不赘。 值得关心的是台湾的佛教研究情况。台湾的佛教研究从 80 年代以后进入蓬勃发展期，当然与佛教本身的复兴有关，而佛教之复兴则有其政治、社会、经济的因素。由于目前对于几十年来在台湾的佛教研究尚未有完整的统计评估，凭印象式的观察而言，我们发现由于佛教研究是依附在传统文史哲三学门中发展，论述的方法与风格多循文史哲的传统规范进行。自 80 年代起，新兴起的语言文献学方法成为研究典范，这对提升台湾的佛教研究水平有很大的贡献。从国际的佛教研究视野来说，这乃是「误期的」（ belated ）现代性现象。 这种现代佛教研究在台湾的「误期」，若缺乏恰当的反省，则往往会成为「误置」，反而使原具积极性的语言文献学研究隔绝于当前具体的文化脉络与议题。台湾的文化脉络于 80 年代以后变化甚大，有其独特的议题，佛教或佛教研究如何予以响应？这是不能不提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己经看到谈论诸如环保与生态，政治与社会公义等议题的佛教研究。但是，这些开始多元化的佛教研究，并未经过较为严格的方法反思与论辩，无法开发出各种论述型态的「批评」（ criticism ）， 进而与其它学域对谈。即此而言，欧美佛教研究的发展过程实可供吾人参考。

　　总之，台湾的佛教研究大约可归纳为传统佛学论述，依附于文史哲学门的佛教研究，与以梵、巴、藏、汉典籍为中心的语言文献学研究三类。这种分类既不同于日本将印度学佛教学视为一独立学门，也不同于北美地区将佛教研究置于宗教研究或区域研究领域中，而有其独特之处。若能继续向其它领域的批评与理论开放，则可预期在「误期的」语言文献学风扎根之后，当可以预期进入「多音」与「介入」的佛教研究新阶段。

◎本文是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英语学界大乘佛学研究之评估」

  （NSC 84-2411-H-004-006）成果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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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于 1992 年，北美地区的专业佛教学者 （大学教授与研究员， 研究生）约有一| 二、三十人。见Prebish, 1994: 272。日本的专业佛教学者据云上千人之谱。两岸与海外的佛教学者，据蓝吉富的统计，约有一百六十人左右。见蓝吉富，199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