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佛教研究与东方主义的文化想象 

　　西方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自省终于成形于 Lopez 所编的《庋藏佛陀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论集。（Lopez,  1995） 这本论集讨论了维多利亚文化下的佛教研究如何炮制所谓的「纯粹佛教」（PureBuddhism），以对此凸显后来所发展的（汉传、藏传）佛教为「不纯粹」，也揭露了西方（以及一些亚洲的）佛教学者如何将「佛教」视为在体制与哲学上有其恒常不变之「本质」，以为特定学术领域—「佛教研究」—的对象。在成为现代学术领域过程中，佛教如何被「表象」（represented），才应该是吾人的反省焦点。这种关于「表象逻辑」（logic of representation）的反省显然是来自扎伊尔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1978）的影响。西方对伊斯兰文化的态度所涉及的政治利害与历史情仇十分复杂，相形之下，对佛教的文化想象始于浪漫主义时期，既而转为维多利亚心态的投射，其实并不完全将佛教研究当作殖民的工具。（英国殖民印度时，佛教早已在印度灭亡多时。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十九世纪进入佛教文化地区的锡兰、中南半岛、西藏，和其佛教研究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大体而言，佛教对欧洲并无如伊斯兰教般的直接威胁。）但是，西方的佛教研究作为—门「学问」而言，其为某种意义的「东方主义」的产物乃无庸置疑。

　　从《佛教诠释学》到《庋藏佛陀者》我们看到西方佛教研究学界并不是紧跟流行思潮（诠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而已，而是身为佛教研究者，生产有关佛教的知识，不能不对此知识生产过程毫无反省。傅柯系谱学的要求适时成为此自省的凭借，用来追索西方佛教研究自身的历史条件。

　　西方学界对佛教如何被表象的自省，另外可从塔克（Andrew P. Tuck）与佛雷（Bernard Faure）两人的研究可以具体看出。不同于傅柯式的系谱学考察，塔克分析西方佛学界在不同阶段上对龙树中观哲学的各种格义（isogesis）。所谓「格义」即是吾人对文本的阅读与诠释往往透露出诠释者立场多于被诠释的文本。诠释者往往清楚他自己的表层解读活?，却未能省察到潜藏的格义机制。（Tuck, 1990: 9-10）以龙树中观哲学的诠释为例，塔克即发现三阶段的「洋格义」：第一阶段，由于受到早期印度学者如Paul Deussen, Max Myller的影响，研究中观的学者如Stcherbatsky与Murti均将中观的空?论依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诠释为对现象的否定与对物自身（本体）的肯定。与康德哲学不同的是，中观哲学肯定人可以获得直观本体的般若智（智的直觉）。（Tuck,1990: 37-38）他们在二世纪的印度发现了康德哲学，也发现佛教哲学如欧洲哲学的发展一般，顺着从「澈底的多元主义」（radical pluralism）的部派佛教，一元论（monistic）的中观哲学，到观念论（idealistic）的瑜伽行派，直线发展。

　　第二阶段的中观诠释，于本世纪中叶以Richard Robinson与Karl Potter为代表，则从德国观念论的阴影中转向逻辑实论论。此时他们关心的是龙树的空?论证形式（四句否定），而不是形上思辨的问题。

　　在第三阶段，塔克称之为「后分析」（post-analytic）时期，许多人开始从晚期维根斯坦那里借用「语言游戏」、「家族类似」、「生活形式」、「私人语言」等词汇来处理中观哲学，例如Chris Gudmeusen即着有《维根斯坦与佛教》（1977），而Robert Thurman、Nathan Katz、Frederik Streng，一直到最近的C. W. Huntington的《The Emptiness of Emptiness 》（1989） 都可归于此类（注六）。

　　从以上西方学界对龙树中观学的格义三阶段的考察中，塔克于结论指出西方佛学研究只是从「它者」的建构中镜映出西方哲学的身份认同。这项研究成果虽不同于Lopez 的殖民论述，却彼此印证，相互呼应，以自我指涉的方式「将佛教研究导向方法论的反省」。塔克即承认，他的这项考察其实也是受到（广义）诠释学思潮影响下—诸如Wittgenstain、Eliot、 Quine、Rorty、Kuhn、Gadamer、Geertz与Foucault等人—的产物。（Tuck, 1990: 98）虽然他仅从事所谓「跨文化诠释学」（cross-cultural hermeneutic）的工作，不涉及后/殖民论述所关切的权力与意识形态议题，但是就展显西方佛教研究的诠释机制而言，两者（Tuck与Lopez）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林镇国，1997）

　　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比Lopez与Tuck更「法国风」地处理佛教研究是佛雷（Bernard Faure）。他在90年代连续出版三本有关禅学的著作，引起学界不小的回响。他在《禅的洞见与不见—禅宗传统的知识论批判》（1993）一书，对于西方所接受、诠释的「禅学」如何被构成为一门学术领域，提出傅柯用法的知识论分析。佛雷指出，任何方法，包括史学方法，都有其意识型态的涵义。即此而言，他同意扎伊尔德（Said）在《东方主义》里对于东方学与帝国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的分析进路表示赞同，虽然他并不认为所谓「后东方主义者」能够完全摆脱他们所批判的困境。对佛雷来说，他毋宁比较接近傅柯的立埸，让那些在传统或现代论述中被消音的「异类」或「多音」重新浮现。因此，佛雷刻意采取行事的（performative）、方便的修辞策略，混用多种论述策略与语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诠释学等），重新与禅学相激荡。他似乎又回头拥抱「东方主义」，并引述巴枯定（Milchail Bakhtin）说，外在观点是了解其它文化不可或缺的有力因素，只要不要去宣称其超越性的特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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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 :Huntington也提出西方学界研究中观学的三阶段：
　　（1）虚无主义的诠释，以A. B. Keith与Hendrick Kern为代表，
　　（2）绝对主义的诠释，以Stcherbatsky与Murti为代表，
　　（3）语言哲学的诠释，以Robinson等人为代表。见Huntington, 1989: 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