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大慈法王释迦益西（1354～1439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他不仅在格鲁派的创建、发展和传播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也是明代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释迦益西出身家世的记载零星简略，相关藏文史传只说他出身于蔡贡塘而已。本文在广泛披阅藏文史料的基础上对释迦益西与蔡贡塘关系作了考证。认为释迦益西出身于“寨氏”家族；考证出蔡巴集团势衰后蔡贡塘寺成为噶当派寺院桑浦寺的属寺，因此，释迦益西在皈依宗喀巴之前已是噶当派僧人，而非噶举派僧人。

　　［关键词］大慈法王释迦益西；蔡巴噶举；蔡贡塘；涅麦仁波且；寨氏

　　［中国图书分类号］B94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4－035－07

　　关于明代大慈法王释迦益西出身家世及其青少年时期成长情况的记载十分稀少，笔者在此仅根据《大慈法王传》中有限的记载对其出身家世及其早年出家学佛等作初步考述。

　　一、蔡贡塘寺与蔡巴噶举

　　藏历第六饶迥①阳木马年（1354年）释迦益西出生于拉萨河流域距拉萨约15里的蔡贡墉（旧译蔡公堂）的一个官宦人家。蔡贡塘位于拉萨东郊吉曲河（拉萨河）南岸，是蔡巴噶举的发祥地。

　　关于蔡巴噶举教法传承的历史，《青史》、②《红史》中记载尤为详尽。据载，蔡巴噶举的创始人是尚·卓微贡布仁波且（1122～1193年），人称“喇嘛尚”或“尚蔡巴”。“尚”，不是姓氏，是吐蕃时期与王室联姻的四大贵族的名号，冠于姓名之前，以示显贵。③喇嘛尚出生在拉萨河下游的查帕楚地方，家庭为那囊氏。藏文史书记载，他的父亲是一个修密法的人（可能是宁玛派）。尚蔡巴从小就对宗教感兴趣，5、6岁时，听到他父亲讲地狱、轮回之苦，心生恐惧，问父亲如何才能解脱，他父亲说只有在佛前礼拜和绕行才能济事，于是他遂“在祖辈所供奉的经卷前，昼夜不断地礼拜和绕行”。④7岁时由其母亲和哥哥教授读写藏文，9岁开始学经咒，18岁学修定，而后因亲族内发生侵凌之事，他又修咒术（苯教巫术）3年。此后他去康区，年23岁时受居士戒，又学驱鬼避邪之术1年；在康区逐渐生厌离之心，阅读《宝积经》而生起大信；后来，尽弃其巫术用具，于26岁时受比丘戒，法名尊追扎。而后在茅蓬中住1年修定诵经，1年时间内守持蹲坐（即不倒卧）和一座食（起座后即不再食）之规，除换衣外全不解带。在返藏途中从瓜译师处受密咒教授、三摩地灌顶、制息术（密法里控制呼吸来修定的一些方法）及六加行等法。⑤返前藏后，以所学专修但无文证验，依从叶巴哇受那若巴方便道修行，发生“拙火”，“能忍饥寒”，常住茅屋，经几年专修，“获得证验”。1152年谒见塔波拉结（塔波噶举创始人，当时塔波拉杰74岁，即其死前1年），而学法于贡巴楚臣宁波，塔波拉杰之侄及其密法继承人），从受“俱生和合法”，⑥并依贡巴楚臣宁波所教以无分别而修，证得了“真实义”。所谓“真实义”者，即是把人间善恶、秽净、美丑、贵贱等一切差别，以及涅槃和轮回，佛和凡夫的所有差别都认为是虚假的幻象，都是人为的分别。据载，当他证得“真实”后，曾向他的老师陈述，楚臣宁波肯定了他的“证悟”。后来，他又从奥喀巴学法，使其“慈心”、“悲心”和“菩提心”滋生长养，因而又证得另一种境界。此后，尚蔡巴又在帕木竹巴主寺凡萨替寺住了几年，大约在此时，他得到拉萨蔡谿卡（即蔡庄园）的一个有势力的噶尔家族（自称是吐蕃大臣噶尔东赞即《两唐书》中称“禄东赞”的后裔）的首脑人物噶尔·杰瓦迥乃的支持，他想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寺院，遂于1175年建蔡巴寺于蔡谿卡，蔡巴噶举即由此寺而得名。尚蔡巴建寺时所需财物，有一部分是乞援来的，有一部是自愿捐献的，还有一部分是用强力夺来的，对那些敢于违抗命令者，他甚至还动用兵戈去讨伐。他这些超越常理的行为，使得他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突显特别。他自己解释是：他自己心中全无俗念，他本身和一切世俗的礼法无关，他已经完全到了另一个无分别、无善恶、无生灭的境界，因此，他抢夺财物或发生械斗，都不是出以私心，而完全是为了佛法。后世西藏的佛教信徒不仅没有批评责备他，而且还很欣赏他，《青史》中称赞他“作出了伟大的利他事业”，甚至把他与帕木竹巴的多吉杰波及创立格鲁派的宗喀巴合称为藏地的“三宝”。这种思想及其评判标准是藏区以外佛教派系中所少见的。蔡巴寺建成之后不久，至1187年，尚蔡巴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在蔡巴寺附近又建成了贡塘寺，蔡贡塘正是因两寺院而得名。

　　1194年，尚祭巴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分头建寺授徒，蔡巴噶举的影响不断扩大，但蔡贡塘一直是这一教派的核心。元朝封授13万户，蔡巴也是前藏万户之一，与止贡、帕木竹巴并为前藏地区炙手可热的政教实力集团之一。与萨迦、帕木竹巴等地方政教集团不同的是，蔡巴并未形成由一个家族完全操纵这一派系的政教大概。据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记载，同属尚蔡巴弟子就有噶尔氏、寨氏、斯氏、罗米氏、吉氏、吉瓦氏等不同的家族。每一家族的高僧在授徒传法时，都注意培养自己家族的子侄后裔，而每个以寺院为核心的村镇聚落，又无不形成以寺主为首的教权体系和管理事俗事务的长官体系。关于蔡巴噶举的教法世系，各种史料记载出入太大，大体上看，《青史》最为详细，《红史》条理最清晰，与《青史》记载也基本吻合，而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中的记载则与上述两书多有矛盾之处。后者大抵以尚蔡巴亲传的出身于噶尔氏家族的弟子为源头，上溯吐蕃噶尔家族历史，下叙该家族执掌蔡巴万户长大权的脉系传承。笔者虽不敢武断《西藏王臣记》记载有悖史实，但至少不是很全面，在蔡巴噶举教法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寨氏家族被忽略了，而且也确实有错误之处。诸如，接替尚蔡巴住持蔡贡塘两寺的本是涅麦·释迦益西，《西藏王臣记》中则认为是达玛宣努，并把《红史》中记载的关于涅麦·释迦益西的事迹安到了达玛宣努的名下。认真研究《红史》和《青史》相关记载，可以确知，涅麦·释迦益西与达玛宣努是二个不同的人。关于达玛宣努其人，史料记载十分有限，只是在列举尚蔡巴的若干有成就的大弟子中将他列在首位。东噶先生在《红史》注释中说：“达玛宣努，初为贡塘尚喇嘛的近侍弟子，后来因他办事精明能干，因而任命他为教民的长官，称为本达玛宣努”。⑦从这些记录中可知，当年尚蔡巴至少有2个近侍大弟子：涅麦·释迦益西和达玛宣努，在尚蔡巴乱世后，2个分别奉命执掌蔡贡塘两寺教法大权和蔡巴地方行政大权。无论如何，不该怀疑《红史》的记载，《红史》作者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出身于蔡巴噶举，并多年担任蔡巴万户长要职，他对蔡贡塘两寺世系传承的记载应是信实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