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红史》及《青史》的记载，蔡贡塘两寺住持共传承十二代，表列如下：

　　《大慈法王传》等藏文史料中未涉及释迦益西出身于什么家族，只说他出身于蔡贡塘的一个地方官员的家中。从上面蔡贡塘世系传承历史中可以得知，在释迦益西出生前后，正是仁波且·绛曲贝桑波住持两寺之时，而且时间长达37年之久。⑧考仁波且·绛曲贝桑波出身于寨氏家族，其父为仁波且·释迦绷巴之弟温希，其母为仁波且·桑杰仁钦之女仁钦绷。这就是说其父母分别是蔡贡塘寺第二、三任住持的嫡传后代，是寨氏大家族两个支系的联姻结合。而在仁波且·绛曲贝桑波作为蔡巴教派领袖之时，释迦益西父亲做蔡巴地方官，十有八九是寨氏宗族兄弟子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即凡出身于寨氏的高僧，法名中常会带有“释迦”或“益西”字样，这里笔者援引一段《红史》中的记载：“涅麦仁波且·释迦益西……之弟楚臣沃大师的儿子有：仁波且·桑杰宁波、桑杰宣努、夏仁大师、成就者仁珠、索南宁波大师和释迦沃大师六人。夏仁大师的儿子为仁钦贡噶坚赞。索宁大师之子为希尔迥大师。释迦沃大师之子仁波且·桑杰仁钦和云杰大师。还有同一家族的近亲喜饶益西大师从洛扎地方来依止南喀大师学法，喜饶益西大师之子绛曲益西大师，绛曲益西大师之子仁波且·释迦绷巴。仁波且·释迦绷巴之弟温希与仁波且·桑杰仁钦的女儿仁钦绷结婚后生子仁波且·绛曲贝桑波……”⑨

　　古代藏族人姓名很复杂，有在家俗名、出家法名、尊称、职衔和绰号等，要弄清楚也很不容易。但笔者这里所探讨的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内容，在见于记载的蔡巴寨氏家族人员中，大多带有“益西”或“释迦”应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实。而我们的主人公大慈法王释迦益西出身于蔡贡塘地方，出家起法名为“释迦益西”，与尚蔡巴的继承者、寨氏家族在蔡巴地方一个半世纪事业的创始人涅麦仁波且·释迦益西的法名一模一样，决不能看做是偶然巧合，凡在蔡贡塘地方，若与寨氏家族无关联的人，起法名时会尽量避开“释迦”、“益西”的字样，更不可能叫“释迦益西”了。缘于上述这些理由，笔者认为大慈法王必定出身于寨氏家族，是涅麦仁波且·释迦益西后代传人。当然，希望以后能发现更直接更为确切的藏文史料加以印证。

　　关于蔡巴政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曾作为尚蔡巴建蔡贡塘两寺的施主噶尔家族的噶尔·杰哇迥乃，其子桑结欧珠于1268年被元世祖分封为蔡巴万户长，并奠定了蔡巴这一领主的实力基础。桑结欧珠的儿子仁钦坚赞袭万户长之职，曾来北京朝觐，元世祖又增加了他的封地，并赐诰命金印，⑩蔡巴遂成为与帕木竹巴、止贡巴鼎足而三的前藏地方实力集团。在13、14纪时，西各个地方领主彼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蔡巴也是一支比较重要的地方势力，蔡巴和夏鲁有姻亲关系，因而和萨迦关系密切。蔡巴·仁钦坚赞的长子尼玛喜饶曾作为八思巴的随侍入朝，并承封爵。

　　14世纪中叶，蔡巴司徒·贡噶多吉（桑结欧珠的玄孙辈）任蔡巴万户长时，蔡巴教派已成为蔡巴领主的附属物，蔡巴政权曾兴盛一时，同时也很快走上了衰微的未路。据史料记载，蔡巴·贡噶多吉父亲名仲钦·默兰多吉，曾任12年祭巴万户长，后辞职出家。蔡巴·贡噶多吉5岁时即能阅读和书写，后以精通蔡巴噶举派教法和经论而知名。15岁时（第五饶迥水猪年，1323年）受任蔡巴万户长，16岁时（木牛年，泰定元年，1324年）进京朝觐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4～1328年在位），得到白银一大锭、银印、黄金饰品、绸缎等赏赐以及蔡巴万户长的诏书。他任蔡巴万户长长达28年，其间保护和修缮蔡贡塘寺、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并迎请大学者布顿·仁青珠（1290～1364年），［11］校勘那塘版《甘珠尔》等藏区所有藏经，以金银汁书写有260余部经籍的《蔡巴甘珠尔》，被藏族学者尊为范本。后来，因与帕竹政权绛曲坚赞不和，蔡巴·贡噶多吉于1352年辞去万户长之职，将权力移交给其弟扎巴喜饶，自己依从堪钦顿夏巴·桑结仁钦出家，受比丘戒，起法名格微洛追。蔡巴·贡噶多吉在当时也是闻名全藏的大学者，被誉称为“遍知司徒”。著述除最著名的《红史》外，还有讲述蔡巴噶举派历史的《白史》、《红史续集·贤者意乐》，讲述王统传承的《花史》以及《贡塘喇嘛尚传记》、《先父默兰多吉传记》等。

　　就在释迦益西出生前后，帕木竹巴因与雅桑巴冲突引发争斗，萨迦本钦支持雅桑巴，蔡巴也加盟这一派，并力与绛曲坚赞为首的帕竹作战，后为绛曲坚赞所败，封地尽为帕竹所夺，蔡巴作为一个地方势力从此衰歇。贡噶多吉之子格雷桑波虽仍受有元朝廷的司徒封号，也是徒具其表而已。入明之后，其后人也曾享有明朝封号。明成祖永乐十一年“以擦巴头目巴儿藏卜继其兄葛谛藏卜，挫失吉继其父冷真监藏并管著烈思巴簇林监藏，俱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佥事”，［12］虽有敕封官衔，但已不具实力，永乐后明史中再未见到有关蔡巴的记载。蔡巴教派也随着蔡巴领主的失势而衰微。蔡巴寺和贡塘寺于元朝末年改为桑浦寺的属寺。［13］待后来格鲁派兴起，蔡贡塘改宗格鲁派，此派遂绝传。

　　二、释迦益西出家学佛

　　早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吐蕃时代，贵族青年出家为僧就成为社会风尚。至后弘期以来，这种风气更趋发展。这一点与汉地佛教差别很大，也是许多异文化者难于理解的地方，这也正是西藏社会特别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所在。考其原因，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西藏社会向来是有信仰佛教的传统，僧人在社会上到普遍的尊重和爱戴，而且可以享受丰厚的衣食供养；其二，寺院教育是千百年来西藏社会教育的最基本的模式，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内容不仅有佛教哲学，而且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诸如语言、文学、绘画、建筑、天文、历算、医药学，等等，可以说囊括了古代中世纪的各种学科的知识，也只有出家为僧，到寺院里去，才可能接受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学到各种有用的知识；其三，出家为僧不意味着与社会脱离，寺院僧人仍可以许多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自从吐蕃时代起，高级僧侣就已经开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吐番赞普任用高僧大德担任中枢机构的首席宰相。元朝以后，元中央政府尊崇僧侣，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让他们参与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使高级僧侣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舞台，相比之下，世俗贵族的前途反而暗淡无光、相形见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