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5-1642年，以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为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集团，联合和硕特部固始汗，消灭了以藏巴汗丹迥旺布为首的，敌视格鲁派的各地方势力和宗教势力组成的联合集团，结束了西藏一个时期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一历史时期，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利用各种有利的力量和时机，利用敌对势力间的各种矛盾，始终掌握着事件发展的主动权，在事件发展的转折关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充分显示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有关五世达赖喇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地位，中外藏学界有过一定的研究和论述，但由于资料的匮乏，研究一直不能深入。现据本人在翻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过程中掌握的新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较系统的研究，以期有所深入。

　　（一）

　　公元17世纪30年代初，在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藏巴汗和一些地方领主的政治斗争中，格鲁派及其同盟者的政教势力有所扩大，改善了原来的被动地位，逐步进入了西藏地方政府生活的主流。与此同时，格鲁派同西藏以外的蒙古土默特、喀尔喀、卫拉特各部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大批蒙古人，特别是贵族、首领们开始涌入西藏。以1631年下半年为例，陆续进藏的就有“以喀尔喀阿克岱青为首的近干名喀尔喀人，墨尔根诺颜率领的三百多名厄鲁特人，护送卓尼达尔罕曲杰和札德曲果额木齐等许多青海朝圣香客的以拉尊穷瓦和古茹洪台吉弥桑为首的三百多名土默特人”。（阿旺罗桑嘉措，119页）这些蒙古人进藏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以朝觐，与藏传佛教各教派建立供施关系，迎请高僧到蒙古地方传教为目的，如上引喀尔喀部的阿克岱青和额鲁特部的墨尔根诺颜就是来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到蒙古地方去传教的（阿旺罗桑嘉措，120页）;有的则是在蒙古各部门的争斗中失势或败北而流入西藏，以图宗教的庇护和支持，再谋发展的，如“（1632年）蒙古永邵卜的四位首领迁移到恰达木地方，其原因是察哈尔王林丹汗毁掉了他们的统治”。（阿旺罗桑嘉措，125页）

　　大批蒙古人的到来，对西藏两大敌对势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格鲁派一方来说，自从其最有力的支持者青海土默特部的拉尊穷瓦和古茹洪台吉撤回青海后，一度增强的政治势力相对削弱，处处受到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的威胁和限制，因此，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蒙古各部首领的到来，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比较和选择的机会。就藏巴汗一方来说，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在格鲁派积极寻求外部力量支持的同时，他们也在试图同蒙古各部建立联系。但是我认为对此藏巴汗的态度是消极和被动的，至少在30年代初期是如此。因为这一时期虽然格鲁派的政治势力有所增强，但随着支持格鲁派的青海土默特的返回，其军事实力还是衰落了，对其统治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加上这一时期藏巴汗励精图治，极力整顿内部事务，加强政权建设，积极联络藏内敌视格鲁派的教派和地方势力，使其统治不断巩固，仍能左右西藏的政局。因此，藏巴汗的主导思想仍是不希望外部势力介入西藏事务，对蒙古人的大量涌入和与格鲁派的密切接触怀有戒心。《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多次提及大批蒙古人涌入藏北达木地方，使藏巴汗感到惶惶不安。（阿旺罗桑嘉措，116、119页）而这些蒙古人的涌入，也确实成了西藏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如1631年间，蒙古喀尔喀部的一支军队窜到止贡地方骚扰抢掠，与藏北下部霍尔人发生争斗，藏巴汗当即指示五世达赖喇嘛前去调解。（阿旺罗桑嘉措，129页）

　　这一时期，年轻的五世达赖喇嘛，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讲经说法上，主持格鲁派政教事务的主要有四世班禅罗桑曲结、他的强佐（协敖）索南饶丹和前藏第巴吉雪巴措吉多杰等人。但是，周围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加上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使他对当时的局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总的来说，他想通过传教、建立供施关系同蒙古各部建立并逐步加强宗教上的联系，在观察他们宗教倾向、军事实力的同时，政治上也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注意不让蒙古人过多地干预格鲁派和西藏内部的事务，以便能在关键的时候有求必应，且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1632年，在管理大昭寺的问题上，格鲁派内部发生矛盾，“内部嫌隙、纠纷愈演愈烈”，一些仲科尔们提出要借助蒙古人阿克岱青的力量将管理大昭寺的然坚巴曲贝驱赶出去，甘丹赤巴则提出应试着依靠藏巴汗的力量来驱逐他。但五世达赖喇嘛最终听从了强佐索南饶丹的意见，既未依靠蒙古人，也未通过藏巴汗，而是借助四世班禅的力量解决了这一争端。（阿旺罗桑嘉措，125页）此外，他对蒙古各部保持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应他们的邀请参加熬茶斋僧的集会，主持发放布施，讲授各种教法。对他们邀请自己去蒙古地区传教的请求也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1632年，喀尔喀蒙古的朝克图台吉在喀尔喀部的一场动乱中被逐，为寻求立足与发展之地，他看中了势力渐衰的青海土默特部，遂率部南下青海，打败了土默特部，统治了青海湖周围广大地区，自称为汗，史称“却图汗”。关于却图汗其人的宗教信仰，各类史料有不同的记载。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却图汗在入驻青海前已经是噶玛噶居派的信徒，但《安多政教史》记载他到青海之初，曾邀请格鲁派的第巴法王到青海传教，似乎他曾信奉格鲁派。（吴均）《五世达赖喇嘛传》说：“却图汗伪称信奉噶居派，其实信仰汉地的道教，是一个想把佛教改变为外道的狂徒。”（吴均，148页）可见此人在宗教信仰上并无定见，不过随政治需要的变化而改变。

　　却图汗占据青海后，开始觊觎西藏。他邀在同皇太极的争斗中败北率残部西走的察哈尔部林丹汗来青海，共图西藏。林丹汗在前往青海的途中病卒，使却图汗争取同盟力量的图谋未果，但他仍没有放弃对西藏的野心，1632年六、七月间，他的兵力已达到藏北边境，击败了霍尔上部等，对整个西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指出的是，此时的却图汗虽然在青海大肆迫害格鲁派，但还未与藏巴汗和噶玛噶居派结成同盟，而且以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在西藏的格鲁派上层中的一些人，还同他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却图汗的兵锋所及，对藏巴汗和格鲁派双方都带来了危机。共同的利益使敌对的双方暂时联合起来，抵御外辱。藏巴汗在召集十三万户的军队，准备与之对抗的同时，派人指示四世班禅和强佐索南饶丹前往蒙古军驻地进行调解。这一危机最终在四世班禅和索南饶丹的出面调停下化解，喀尔喀蒙古人退回故地，后藏军队各自解散。（吴均，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