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迫使五世达赖喇嘛及格鲁派上层在是否依靠某一蒙古部落作为外部支持力量和选择哪个蒙古部落的问题上做出最终抉择的，是喀尔喀部却图汗的咄咄逼人之势和藏巴汗、却图汗及康区白利土司几大势力逐渐对格鲁派形成的合围之势。

　　1635年秋，却图汗之子阿尔斯兰率一万多蒙古兵进入藏北。在当雄，他一举消灭了近百年前被鄂尔多斯吉囊追杀逃至藏北定居的原右翼蒙古永邵卜的后裔永邵卜四部。此举使藏巴汗惊恐万状，他当即改变了对蒙古人的态度，决定采取主动联合的策略，企图在保全自己实力的同时，借阿尔斯兰的兵力消灭格鲁派。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作为藏巴汗一方的代表赶到当雄，与阿尔斯兰达成了一项协议，“决定由萨当巴占据拉萨、拔绒巴占据热振，彻底消灭格鲁派，做噶玛巴和主巴噶举派的施主”。（吴均，140页）

　　与藏巴汗的反应截然不同，格鲁派一方对这一事件表现得极为冷静。当时，五世达赖喇嘛正在哲蚌寺附近的格培寺闭关修行，当达东仲尼向强佐索南热丹报告了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件”后，五世达赖喇嘛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蒙古人不会很快来到拉萨”（阿旺罗桑嘉措，140页），仍然坚持闭关修行。事件的发展果然如五世达赖喇嘛所料，阿尔斯兰的军队直到1636年初才进驻拉萨。

　　有资料表明，在此期间，格鲁派同阿尔斯兰进行过多次接触，并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提到1635年六、七月至十月间，“我们（指格鲁派）与蒙古人互派信使，建立了较深的关系。”（阿旺罗桑嘉措，141页）此举加上1635年固始汗在通天河上游遇阿尔斯兰后对他的劝说，使得阿尔斯兰逐渐改变了对格鲁派的态度。到了10月，阿尔斯兰对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的态度变得极为冷淡，原订的协议也成为一纸空文，“红帽然坚巴的策划像彩虹那样消散了”（阿旺罗桑嘉措，141页），形势变得对格鲁派更加有利了。

　　1635年末，阿尔斯兰的兵锋一转，分兵三路直指藏巴汗盘踞的止贡、羊卓雍措和后藏北部。藏巴汗惊慌失措，准备放弃日喀则、江孜远逃。后阿尔斯兰听信塔郎喇嘛散布的流言，恐藏兵截断后路，收兵进驻拉萨。

　　在拉萨，阿尔斯兰与五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636年新年，阿尔斯兰写信要求五世达赖喇嘛去拉萨见面，当时，他颁布了谁都不准向五世达赖喇嘛磕拜的命令。可是第二天会见时，阿尔斯兰自己却向五世达赖喇嘛扣头礼拜，还请求给予加持。当塔布囊乌金罗本拉质问他时，他断然回答：“是我自己改变了主意”（阿旺罗桑嘉措，142页）。这一举动，除印证上文所说阿尔斯兰父子在宗教信仰上并无定见的同时，也充分说明阿尔斯兰已看到了格鲁派的实力和利用价值，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他转而倾向了格鲁派。

　　与此同时，藏巴汗自知兵力不敌蒙古军队，遂指派噶尔巴师徒、达垅夏仲和五世达赖喇嘛同阿尔斯兰谈判，以期达成停战协议。当时，阿尔斯兰卧病在床，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不适宜带兵打仗，加上五世达赖喇嘛等人居中调节，通力说和，他终于放弃了进攻后藏的打算，于1636年6月间与藏巴汗达成了停战协议。

　　但藏巴汗一方的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和伦布台吉等人不甘心他们在蒙古人那里的失势，遂派人前往青海却图汗那里状告阿尔斯兰不遵父命，和格鲁派结为一体。却图汗下令诱杀阿尔斯兰，结果阿尔斯兰被其部下岱青杀害。随着阿尔斯兰部众的溃散，蒙古却图汗部控制西藏的企图化为云烟。同时，格鲁派和藏巴汗的斗争态势也开始转入新的格局。

　　（ 三）

　　早在却图汗大兵压境之初，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上层集团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求助于同格鲁派关系密切的蒙古卫拉特部固始汗。大约在1635年春天，五世达赖喇嘛的强佐索南热丹和吉雪第巴派人经青海前往卫拉特部，请求固始汗出兵救援。当时，固始汗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景况，为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他开始筹划率部外迁，另图发展。西藏格鲁派的求援，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促使他下决心南下青海，在青藏高原再图发展。为了实地考察青海、西藏的情况，与格鲁派上层共商大计，固始汗、巴图尔浑台吉等人轻装简从，经青海前往西藏。

　　1636年秋天，固始汗一行抵达拉萨。历来的研究者认为，固始汗在拉萨期间同格鲁派首领共商大事时，已决定由固始汗进兵青海，消灭对格鲁派威胁最大的却图汗部，然后消灭康区的白利土司，最后摧毁藏巴汗地方政权。此说最早见于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所著的《西藏中世纪史》（杜齐，114页），以后的研究基本上沿用此说。但是我认为待固始汗抵达拉萨时，西藏的形势已与格鲁派请求他出兵救援的1635年有很大不同，格鲁派对他的求助已不是那么太迫切。随着阿尔斯兰的被杀，却图汗部对西藏的威胁相对减弱，共同的利益又使藏巴汗一方和格鲁派一方的斗争暂趋缓和，并从明争转为暗斗。同时，格鲁派内部也存在着主战和主和的分歧。作为格鲁派宗教领袖的五世达赖喇嘛，对当时格鲁派在西藏的势力和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只想保住格鲁派目前的地位，消灭藏巴汗地方政权，确立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还只是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如当有人提议“夏仲仁波且（指五世达赖喇嘛），你要效法众生怙主八思巴的故事去汉地做应供上师，协敖（指索南热丹）会成为西藏的官长”时，他对林麦夏仲“当今之世，后藏的势力伸及天上，协敖哪能成为官长”的看法表示赞同，认为这只是一种戏言。（杜齐，138页）所以他对借助固始汗的武力解决西藏问题慎之又慎，只希望借此解决西藏外围如青海却图汗的压力，而不想让固始汗直接插手西藏。他认为：“现今我们格鲁派的有些人和蒙古军队都期望发生一场大动乱，但是这对宗喀巴大师的讲修教法没有益处。以拉萨为主的其他地方的首领寄希望于甘丹颇章政权，还是遵照佛陀的教导，三思而后行为妙！”（杜齐，199页）在同固始汗的交往中，更多的是利用这一机会巩固、发展在三世达赖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同蒙古卫拉特部的供施关系，利用固始汗的武力清除西藏外围敌对势力的同时，在政治上对藏巴汗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他的这一主导思想在日后固始汗消灭却图汗、白利土司后是否进攻藏巴汗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认为双方在商议时，只是在消灭却图汗、白利土司一事上达成了共识，而固始汗后来入藏消灭藏巴汗则是这一事件的必然结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对借助蒙古固始汗的力量一举消灭藏巴汗心存疑虑，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蒙古各部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他仍然没有忘记藏巴汗毕竟是受明王朝中央政权统辖的名正言顺的地方政权首领。当时，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但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政权统属关系的总体格局没有变。作为格鲁派的宗教领袖，此时他对明王朝的衰落虽然有着模糊的了解，但他仍希望有朝一日确立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后，继续维系与中央政府的这种关系。如在固始汗入藏前几个月的1636年6月，他很自然地将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解释为“这是汉藏金桥关系即将建立起来的象征”。受此影响，加上前面述及的诸原因，他的心存疑虑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