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田记载，刚抵拉萨的他当时还没有立即进入寺院及长期学习西藏佛教的愿望，而是象青木文教一样，希望达赖给自己安排一名家庭教师，住在藏人家中学习。但他的这种想法遭到了达赖喇嘛的训斥，告诫他说：在西藏学习佛教必须进入寺院修行，佛教重视的是对学习的内容进行体验，既然从遥远的日本来西藏学习佛教，一定要下定决心，刻苦修行，否则不如回到日本。^[7]受到达赖的这种训斥以后，多田只好同意进入寺院学习。

　　然而，多田入寺学习一事遭到了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高僧们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西藏佛教是没有任何混杂物的最纯洁的宗教，寺院中纯洁得如牛奶一般，如果一个外国人进入寺院，犹如牛奶中滴进了一滴血，这样牛奶如果不被全部染红，也会弄脏。当多因为进不了寺院而暗自庆幸时，达赖喇嘛表态说：“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我想一个佛教国家的人进入我们的佛教寺院没有什么妨碍吧”。达赖的以上意见通过吉巧堪布传达给寺院方面后，再没有人反对多田进寺学习了，而是竟相邀请到自己的寺院学习，最后用掷骰子的办法决定进入色拉寺学习。1913年11月，多田便开始了在色拉寺长达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

　　二、多田等观的拉萨留学生活及其它

　　进入色拉寺以后，多田等观被安排在罕东康村。这个康村的僧人多系来自安多地区的蒙古人和藏族人。因为，多田是来自西藏东方的日本人，所以也被安排在这个康村。以后多田在该寺居住了十年，基本上如同西藏喇嘛一样过着严格的修行生活。不过多田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特殊“喇嘛”，因此他在色拉寺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住所宽敞，还雇佣了一个名叫罗桑贡噶的年轻喇嘛照料自己的生活。寺院上下对他都相当尊敬，多田自己说他在色拉寺受到了相当于一个活佛的待遇。因受到寺院的特殊照顾，进寺三年以后，多田通过参加答辩，获得了低于格西学位的“却杰”（相当于助手）称号。临回国的前—年，即1922年正式获得格西学位。

　　多田等观不同于同时期受西本愿寺派遣入藏的青木文教，他对政治以及西藏与日本的关系等方面关心较少，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西藏佛教的理解上。客观地说他在西藏度过的是十年严格的修行生活。多田等观于1923年9月15日撤给西本愿寺的留学总结报告《入藏学法始末书》，详细记载了在色拉寺学习过的教材及任课老师等。他学习了一年多的论辩以后，又学习了般若、中观、律学。1919年9月，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给28岁的多田等观授予具足戒。此后学习密宗，接受了灌顶。由于常年在昏暗的油灯下诵读佛经，多田离开色拉寺时，患上了严重的眼病，右眼几乎失明，曾求英国军医R·L·肯尼迪大佐治疗，他还留下了一张1921年在拉萨与肯尼迪大佐的合影。

　　在西藏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中，多田等观与达赖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取得了达赖的信任和深切爱护。在得到达赖恩惠这一点上他超过其它进藏者。多田说，他抵达拉萨后，在达赖的行宫及其它非正式场合多次见到了达赖喇嘛。在入藏的第二年，达赖喇嘛给拉萨的高级僧侣们讲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时，破例让当时尚无听受资格的多田等观也来听讲，以后还亲自给他授了比丘戒。当他把日本报纸上的相关新闻翻译成藏文呈上时，达赖喇嘛详细过目后，总是给予评点，指出文章的不足，使多田了解到了达赖喇嘛深厚的修辞学造诣，还经常赐给宫廷中的藏式点心“莫顿”。达赖还把自己亲手绘制的宗喀巴画像送给多田。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喜欢花草，多田曾按照达赖的要求，将日本的荷花运到拉萨。在多因离开拉萨归国时，达赖喇嘛给他赠送了许多珍贵的西藏经典和其它文献，还力排众议，赠送了一套尚未传到国外的德格版《大藏经》。多田还说，他临离开拉萨的前一天，与达赖躺在床上，交谈至深夜。^[8]多回返回日本后，及至20世纪30年代，达赖喇嘛仍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9]

　　多田等观在拉萨期间，除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深切关心外，还得到了达赖的基巧堪布和擦绒札萨的关照。这位基巧堪布即绎巴土旺　^[10]，曾先后对另两位日本进藏者河口慧海及专本婉雅提供过帮助。多田说自己受到了绛巴土旺无微不至的关怀。当他初进色拉寺时，绛巴土旺替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还准备好了袈裟和一切必需品。不能及时收到从日本寄来的生活费时，绛巴土旺总是慷慨解囊，给予帮助。如果对达赖喇嘛有难于开口的要求时，绛巴土旺总是通过达赖把事情处理得十分妥当。多田将这些归结为“大概是由于当他（指绛巴土旺）陪同达赖喇嘛住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时，曾亲身感受到那里的日本人对他们非常友好的缘故。”^[11]

　　多田等观在藏期间，擦绒噶伦达桑占堆对他也极尽照顾。尤其是基巧堪布去世后彦田从擦绒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比如当多田外出巡礼时，擦绒给他提供护身的武器及食物；当多田在搜集西藏佛典等方面遇到困难时，也不时得到擦绒的斡旋和经济帮助，德格版的《大藏经》就是擦绒出资帮他印刷的；每当擦绒家请客时，时常请多田去作陪；多田说擦绒“是一个对日本抱有极大信任的人，对我们日本人经常给予各种方便。”^[12]。多田等观归国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与擦级噶伦保持着通信联系。多田等观在其《西藏滞在记》中，对擦绒噶伦的生平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述，有不少珍贵资料，可以补足藏、汉史籍中对擦绒记载的不足。

　　除佛教修行生活外，多田等观还在西藏参加了一些其他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件事情：

　　（一）提议征收人头税。据多田等观记载，他在西藏期间，枪炮等武器很少，急于想强化西藏地方军队的西藏上层，渴望得到军火武器。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人正欲处理一批英印军队中的废枪，为了获取西藏人的好感，有人提出将这些废枪送给西藏。西藏方面于是派多田去商谈。多田认为无偿接受枪支不太合适，提出购买，并要求每支枪配带300发子弹。但是当时西藏的税收都是实物税和劳役支付，没有钱来买枪。经过再三磋商以后，多田提出向西藏民众征收人头税。

　　据多田说，西藏当时还没有人头税。他提出的人头税，即除寺院僧侣外，让每个人头交出一个章嘎。当时一个章嘎相当于日本的二十钱，四个章嘎等于一个印度卢比。结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很多的钱。这时有人提出家畜也要征税，一头牛或羊要缴两个章嘎。多田认为这不太合理，于是请求达赖喇嘛仲裁。“达赖认为牲畜虽然是一个头，但有两只耳朵，于是便制定出了所谓的‘阿姆章法’。阿姆或阿姆却，是耳朵的意思，章即章嘎之略。但寺院的牲畜仍不交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