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田等现在西藏期间的费用,虽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资助,但主要还是由日本西本愿寺提供。但是,他入藏后不久,派遣他进藏的大谷光瑞已经从西本愿寺法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西本愿寺给他的汇款时断时续,很不稳定。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父母。当达赖喇嘛为了装饰佛像让多田搞到一批日本京都的织锦缎时,他写信给父母商量。他的母亲于是拿出靠卖中药材脱下的钱,买了锦缎以后寄去。[15]当然,这不仅仅是赠送给达赖喇嘛的礼物,而是给多田进行经济支持的一种形式,多田无疑会从达赖那里得到相应的这部分钱。另外,多田在西藏期间,在北方的羌塘牧场买了十头牦牛,托人饲养,每到秋季,他可以收到他们送来的酥油甚至干肉,多田称此为“查麦其麦”税制[16]。多田在西藏期间,在经济方面还得到了日本佛学家岛地大等(1875—1927)的帮助。
三、多田等观归国及其藏学成就
在拉萨度过了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以后,1923年2月,多田等观以探望父母及到日本治疗眼疾为由,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归国的想法。达赖喇嘛挽留多田留在色拉寺继续潜心学习,但若回国去探望父母的话,一年以后再返回拉萨继续学习。[17]达赖允准多田的归国要求以后,给他签发了盖有达赖喇嘛金印的特殊通行证,还给他授予了一种写在绸布上的、表示在西藏修行了十年的“毕业证书”[18]。不久,多田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西藏文献24279部。驮载在80多头骡马上,离开拉萨向印度加尔各答进发。临出发时,达赖喇嘛还给多回赠予印有自己双手手印和金印的一条哈达[19]。多田说他归国时,擦绒噶伦不仅给他提供了护卫,而且由西藏政府提供经费和马夫,将他的这些行李运到了加尔各答。[20]
其实,这是历史上西藏文献向国外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开流失。据著名藏学家山口瑞凤先生介绍,多田搜集的文献几乎没有脱页,是西藏木版印刷中最清楚的。这大概是使用了考究的纸张的缘故。其中属于大藏经的文献有21872部。这些《大藏经》,除德格版外,还有纳塘版和拉萨版。多田还收集了《大藏经》以外的大量藏文文献,其中有西藏高僧的全集2083套,现藏在日本东北大学。虽然这些“藏外文献”以后在印度等地先后重刊,但在国外一下子能集中如此之多的文献是罕见的。东京大学文学部现藏有多田等观收集的相关医学、历算、传记及相关佛教教义方面的名著425种。[21]
1923年3月,多田等观回到了阔别11年之久的日本。当年6月,当时正在上海大谷光瑞身边工作的青木文教来信邀请多田等观到上海,让他在以大谷光瑞为中心成立的组织“光寿会”从事翻译工作。但多田以整理从西藏携归的文献为由,拒绝了这一邀请。1923年9月1日,日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关东大地震”。此消息传到西藏以后,达赖喇嘛给多因写来了慰问信。当达赖从多田的回信中获知从西藏带去的文献幸免于难时,又写信说“那是因为你过去对喇嘛很好,因此作为报答使你避开了灾祸。[22]。
多田等观回到日本以后,马上投入到了对西藏文献的整理以及藏语教学之中。1925年受聘担任帝国东北大学的藏语讲师,教授藏语。与此同时在日本著名佛学家岛地大等建议下,与佛学家宇井伯寿合作,给德格版的《丹珠尔大藏经》进行编纂目录的工作。1934年出版了《西藏大藏经总目录》1942年以后,多田受聘担任了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的藏语讲师,并受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嘱托,从事西藏文献的整理工作。此间出版了介绍西藏社会情况的《西藏》一书[23]。1953年,在佛学家羽田野伯猷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西藏撰述佛典目录》一书,因此业绩,1955年被授予“日本学士院奖”。1951年6月至1953年11月,担任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带去不少西藏文献。1956年担任日本东洋文库藏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1965年在东京出版了英文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Thre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he Centre for Asian Cultural Studies, Tokyo.)一书。
从多田等观的藏学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虽然他撰写了许多相关西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但其研究的重点在西藏佛教方面,尤其在西藏佛典的整理方面取得了成就,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和肯定。因此,他被学术界认为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多田等观的另一部著作《西藏滞在记》[24]。这是由多田等观口述、牧野文子记录并编辑成书的。虽然该书完稿于1965年,但正式出版是完稿28年之后的1984年。当时,两位著者都已经去世,他们未能看到此书。该书为我们了解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但大概是口述记录的缘故,加之著者本人未能看到清样等原因,书中错讹不少,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