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官员每年频繁的拜访，促进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方地方与清廷的关系发展。如1764年即有多次拜会，至6月21日，新任和离任驻藏大臣及随从官员赍旨并赏品拜会了八世达赖喇嘛。9月15日，驻藏大臣又率衙门官员前去拜见。10月15日，进贡的堪囊带回谕旨，达赖喇嘛升座，给摄政、驻藏大臣、噶伦、公、扎萨 克等人摩顶加持，设宴款待。12月底，为贺春节来临，驻藏大臣等官员去向八世达赖喇嘛敬献绸缎、景泰蓝和瓷器等厚礼，座谈问安，曾于1768年9月、1770年正月和2月、1771年2月28日等时间令各寺院举行念经和修炼佛事活动。1777年正月，为超度皇帝生母皇太后雨罗(g·yu-lo)去世，念诵祈愿回向经文，向寺院布施，向大昭寺、桑耶寺等寺献万供。

　　2、八世达赖喇嘛奉旨配合清朝的有关决定  一是奉旨向北京派遣高僧。这一制度始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至1770年5月，乾隆为在“热河仿建布达拉宫新寺”(即普陀宗乘之庙)，谕令达赖喇嘛“才识精湛，贤正善良”的西藏高僧前来出任新寺堪布及诵经师。八世达赖喇嘛与摄政即派下密院哲蚌寺郭芒扎仓格西色居堪布桑结俄森等四名高僧前去担任此职。八世达赖喇嘛为他们饯行，教诫他们要尊奉大皇帝旨意，广持显密教法。为配合皇帝建庙，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等处举行了驱魔、禳解、酬补等法事，受到乾隆褒奖。

　　二是奉旨远送六世班禅大师进京。1779年正月初8日，乾隆降旨要班禅大师“来京为朕祝寿”。1779年6月，为欢送班禅进京，在摄政、驻藏大臣、噶伦等陪同下，八世达赖喇嘛专程远到羊八井札西通麦与班禅大师会合。达赖喇嘛一行于6月29日到藏北与班禅大师会合，至7月6日送至当雄扎西塘与班禅大师道别。此间，达赖喇嘛接受班禅大师讲授经文，向班禅大师表示良好祝福和敬意。当时，八世班禅喇嘛虽然认为六世班禅尚未出痘，到内地会有风险，但他们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主张前往，远道送行，促成六世班禅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但不幸班禅在北京圆寂，1783年2月，八世达赖喇嘛撰写了《班禅灵童长寿祈祷文》。1784年8月又前往扎寺为六世班禅大银塔开光和为七世班禅授戒。

　　三是奉旨配合清朝处理三暗巴抢劫事件。1779年7月15日，八世达赖喇嘛得知三暗(即三岩)地方匪徒抢劫皇帝的茶包并伤及护茶人员后，几次派遣僧俗仲科尔规劝土匪分清善恶。乾隆认为，三暗地方系通藏大道，若不加严惩，事后必有反复，故传谕特成额即督率将弁勒兵前进，务将罪犯迅速拿获，审明于军前正法。八世达赖喇嘛奏旨亦遣多仁班智达等官员赴三暗协助清军平息事件。行前嘱咐多仁班智达等：因匪徒“累不服教化，今自食其果，……大皇帝军令如山，将军自必承命。尔等亦需全力以赴，尽忠效力，与将军协作，予不服教化之徒以儆戒，予其他无罪众村民百姓以大皇帝之福泽，吾愿是矣”！因有八世达赖喇嘛的配合，抓获了首犯及同伙，三暗得到整治。八世达赖喇嘛此举赢得驻藏官员的尊重，受到乾隆帝的重视。

　　3、八世达赖喇嘛喇嘛服从清朝在西藏推行的摄政制度

　　八世达赖喇嘛喇嘛出生并被认定为前世转世之时，正值清朝实行一项重要制度，即在达赖喇嘛圆寂后直到其转世的新达赖喇嘛“亲政”之前，任命一大呼图克图为摄政，代理达赖喇嘛办理一切事务。1757年4月8日，第穆阿旺降白德勒嘉措即任为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位代理达赖事务且握有政教大权的摄政，史称“掌办商上事务”。他到任后，就参与了八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坐床、受沙弥戒等重大活动。1770年2月5日，他被派去山南主持桑耶寺的修缮和扩建工程。第穆于1777年正月22日夜圆寂，享年55岁。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为他广做超度法事，发愿祈祷并写了其尽快转世的《祈愿文》，献回向礼银二千一百七十两。皇帝闻报，对第穆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特“从库中颁赐一万余两”，以示吊唁。

　　1777年2月，乾隆经与章嘉国师和雍和宫堪布阿旺楚臣商议决定派刚由普通僧人升为上师，既未任过要职，又不是转世活佛的策墨林一世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楚臣前去担任摄政要职。乾隆降旨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年幼，尚需学习经典，西藏办事人员空缺，诺门罕阿旺楚臣知识渊博，勤于办事”，故特“令他赴藏任职”，“准其掌印。”

　　1777年7月5日阿旺楚臣抵达拉萨到任后，即安抚众生，卓有成效。1778年正月，因经师卸任噶丹赤巴阿旺却扎圆寂，乾隆谕准阿旺楚臣担任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同年5月，他又接替了甘丹赤巴的职务。他一人身兼三职(摄政、经师和甘丹赤巴)，成了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第三号宗教人物。1783年阿旺楚臣在色拉寺建一小寺，乾隆帝赐名“寿宁寺”。1784年，乾隆册封八世达赖喇嘛并允许他“亲政”。但八世达赖喇嘛仍愿致力于宗教事务，阿旺楚臣仍协同协同掌管政务。1786年4月，章嘉在京圆寂，谕令阿旺楚臣进京，协助朝廷处理政教大事。八世达赖喇嘛以他政教功绩卓著，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酬劳欢宴，并接连七天同他交谈西藏政教事务。

　　阿旺楚臣于1790年7月9日重返西藏，再次协助八世达赖喇嘛处理政教事务。但他到藏不久，即于1791年3月生病。此间，八世达赖喇嘛常去看望，多次为他举行祈祷禳灾法事。是年3月27日他在拉萨圆寂。

　　此后，乾隆帝又命哲蚌寺郭莽扎仓的第八世济咙呼图克图罗桑益希丹贝滚波协助八世达赖喇嘛掌管卫藏事务，封其为“达赖诺门罕”。乾隆认为“藏内诸务，必须一晓事大喇嘛帮同达赖喇嘛办理，方为有益。济咙呼图克图心地明白，熟习经典，素为唐古忒敬信。著赏给‘毕里克图’为号任以札萨克为职，前往西藏帮同达赖喇嘛办理一切”。1792年3月，在廓藏战争中，济咙积极筹办军务有功，曾受到清廷嘉奖，受封为“萨玛第巴克什慧通禅师”，赐予“圆觉智惠禅定大师”等名号。后来，他和达赖喇嘛又协助福康安共同调度室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793年驻藏大臣和琳会同达赖喇嘛与济咙对前后藏支付差税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制定了《水牛年文书》，它成为解决前后藏属民差税问题纠纷的法规性依据，一直沿用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夕。

　　1796年(嘉庆元年)，清军参赞公海兰察巴图鲁等捐资为济咙在拉萨磨盘山南麓修建私庙竣工，皇帝赐匾“卫藏永安”，即“功德林寺”。1804年(嘉庆九年)10月，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朝即令济咙总理藏务。1908年，九世达赖坐床，仍由他代理其摄政职。1811年(嘉庆十六年)，济咙呼图克图圆寂，享年51岁。嘉庆皇帝评价他摄政“二十余载，一切事件，俱能尽心办理，唐古特番众敬服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