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班到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数位藏族僧人，但因他们不甚精通佛学，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均由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班到后，给曾经听过维吾尔族僧人讲论佛法的阔端再度说佛，其精到深邃而又明白晓畅的讲授，使他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对佛教更加崇敬，于是下令从今往后在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不能再坐上首，而由萨班坐在僧众之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阔端还在凉州专为萨班修建一座幻化寺（vphrul-pavi-sde），作为驻锡之所。另外，萨班精通五明，深谙医道，据说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最后由萨班治好，继而对萨班倍加崇敬，两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升华。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双方顺利地协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一方代表蒙古王室，一方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双方达成共识之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公开信，此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13］此信写得风趣生动而又情恳意切，识大体，顾大局，以挽救民族危难为大义，有理有据地逐步陈述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归顺蒙古而免遭西夏似的民族灭亡之灾。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是经过萨班长期努力、精心准备和苦心经营才诞生的。它的诞生标志着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的正式建立，为蒙古统治西藏和西藏后来归顺蒙元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藏传佛教对元代初创时期政治的历史作用

　　正当萨迦班智达与阔端正式开创的蒙藏关系顺利发展之际，蒙古王室上层一时巨变。贵由在萨班抵达凉州的当年（1246年）被推举为大汗，此后其弟阔端对吐蕃的经营自然是畅行无阻；即使在短命的贵由1248年驾崩，蒙古大汗的继承问题再度引起纷争时，他也基本上未受到大的冲击，因为从1248年起是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政权好歹还在窝阔台系手中。可是好景不常，长期的汗位争斗突然有了质的变化，1251年6至7月间，蒙哥［14］即大汗位，王权由此转移到了拖雷系手中。宫廷的权力斗争少不了刀光剑影：失败者当然不甘失败，但结局是悲惨的，窝阔台系（以及察合台系）的部下臣僚被大批处死。拉施特的《史集》称：“被诛者共七十七人。”［15］

　　好在阔端与蒙哥关系较好，未受诛连，份地得予保留，直至元末；但权力却被大大削弱，管理吐蕃的权力即刻被蒙哥夺走；这意味着萨迦派在蒙古王室取得的优于其他教派的地位受到动摇并时刻有被取代的可能。更伤脑筋的是，蒙藏联合的两位代表，阔端和萨班1251年相继去世，可谓雪上加霜。在这错综复杂、扑溯迷离的严峻形势面前，八思巴在维护藏区稳定与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积极配合蒙古王室（从蒙哥到忽必烈），经营吐蕃，最后取得忽必烈的信任，使蒙元王室完全笃信藏传佛教，并被忽必烈尊为宗教上的老师。从此为他及其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元朝政治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不过，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蒙哥即位，从历史角度说来，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因为它结束了窝阔台去世以后蒙古王室内部长达十年的分裂状态，［16］使蒙古王室能在原有基础上全面理政，寻求发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扩大蒙古括户和投下［17］分封制范围，蒙哥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壬子年（1252年）进行了大规模括户，除了“籍汉地于民户”、“料民丁于中原”（到次年正月甚至“道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之外，同年（1252年）还派人入藏括户征税，说明在蒙哥的全盘施政计划中，吐蕃是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蒙哥根据实情，一方面以武力征讨吐蕃未降之部，［18］派人入藏括户征税；一方面与各教派直接接触，加强联系，确定归属关系，［19］欲将吐蕃完全纳入蒙古势力范围之内。当蒙哥在吐蕃括户时，八思巴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他在1252年2月3日写给涅塘巴·扎巴僧格（sNye-thang-pa Grag-pa Seng－ge）的信中提到此事，并强调“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僧众”。［20］事隔两天后（1252年2月5日）他在“凉州王宫之佛殿”（ling-chu rtsir-khab kyi gtsag-lag-khang）［21］写的另一封信［22］中再度重申了“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并说：“汗王并宣谕于吾：‘已派金字使者赴吐蕃各地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住’。”从信中可以看出，蒙哥即位之初即向吐蕃颁布即位诏书，又另下诏免除僧人兵差、赋税、劳役等，并承认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善地政策之延续。

　　从八思巴信函可以看出，就括户的形式而言，蒙哥汗对吐蕃之经营也比阔端进了一步。阔端是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而蒙哥却是直接插手派遣政府要员赴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地界。令萨迦代表协同前往，只是为了便利尽快熟悉当地情况，开展工作，同时形式上承认了萨迦地位，也可减少当地不必要的惊慌和混乱。这次括户使蒙古王室进一步摸清了吐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大致情况，进而扩大蒙古的分封制范围，将藏区纳入正式的管辖之下，促使“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24］并为西藏完全统一于元朝奠定了基础。

　　但蒙古的分封制并未解决而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吐蕃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蒙古王室必须与西藏宗教领袖进一步合作，建立全藏统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制度，并加强吐蕃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的联系，才有可能维持已有的稳定，推进已有的统一进程。这个责任很快就将历史性地落在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肩上。

　　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八思巴的人品学识、忠诚无畏［25］终于赢得了忽必烈的完全信任。八思巴讲论佛法、追述祖德、讲述历史时，乘机利用古代吐蕃、西夏诸地君王崇信西藏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启发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为崇信西藏佛教，认识到仿照帝王崇佛的古制对安邦定国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于是，忽必烈皇后察必请求八思巴传授萨迦派密法灌顶，之后十分信仰。从此，八思巴与王妃察必成为师徒关系。据信，这是萨迦派密宗喜金刚灌顶正式在蒙古王室传布之始。而有趣的是，当忽必烈正式提出灌顶之时，八思巴却未即刻同意，他非常聪明地借此良机向忽必烈提出名为宗教实为政治的条件，而察必绝妙地充当了出色的调停人。［26］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八思巴才于阴水牛年（1253年）年末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吉祥喜金刚灌顶。［27］年仅19岁的八思巴成了业已38岁的忽必烈王子宗教上的老师。八思巴要求忽必烈灌顶之后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身份礼遇尊奉上师。这表面上是宗教教规，实质是将西藏佛教教权置于世俗王权之上，或者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影响王权的要求。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有元一代的宗教政策，系元朝后来奉西藏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之滥觞。另一方面，对忽必烈而言，他从此成为萨迦派施主，其势力范围自然伸展到了萨迦派所属的后藏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