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一日命廉文正受戒于国师，正对曰：“臣已受孔子戒。”［71］

　　当然，这些都是混浊的大海里扔下一两颗石头子而已，不会有什么作用。元廷崇佛之风照样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之时，已经是不可收拾了：顺帝，即元惠宗妥欢贴木尔，甚喜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秘密戒法，即位后，愈加痴迷。当时的宣政院使西僧哈麻为了讨皇上欢喜，阴进西番僧以秘密法媚帝，为此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贴水儿得宠于帝，而朝廷却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君臣男女整天沉溺于斯，皇帝长期不理政事。［72］为了修习上述戒法，所谓“倚纳”辈成了十足的帮凶，他们在皇帝面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他们还用耳目刺探公卿责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媒入宫中，数日乃出。此外，还专门建造了上都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并秘密室于修文殿旁，好事房于鹿顶殿侧，取妇女实之，以备修习之用。［73］

　　在浓郁的佛教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顺帝太子，当然也迷恋佛法。他“常坐清宁殿，分布长席，列坐西番高丽诸僧，从其讲诵。”［74］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顺帝居然担心其子不晓秘密法，对他说“秘密可以益寿”，并令秃鲁贴木儿教之。未几，太子亦悦此道。寝假而传遍内廷，而传之宫外，蔚为时尚。真是朝野内外、廷内宫外无不充斥着这股邪气淫风：

　　元时妇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上。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闲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风流行中原。［75］

　　除此而外，还有所谓“十六天魔舞”者，皇帝可谓百看不厌，乐此不疲，还专门为此建造高阁，“飞桥舞台于前，四栏引翼。每幸阁上，无魔歌舞于室，繁吹导之，自飞桥西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76］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荡：

　　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迦巴喇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蓁、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

　　《元史·哈麻传》里亦有详述：

　　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哥，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无，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心，丑声移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纵有臣僚劝谏，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其法荒谬可笑，甚至掘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77］这样的朝廷不垮才怪！只待时日而已。据《元史》载，至正二十七年 （1367年）八月丙午，元顺帝见大势已去，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月，元顺帝自己北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同年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喇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爱献识理达腊从十数骑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而封买的里八喇为崇礼候。［78］

　　好一个“顺”字了得！一语道破元亡之玄机而令后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笔者看来，元顺帝之“顺”，其功劳之一在充斥元朝百年朝野的藏传佛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如此迅速夺取天下，实际上应该给藏传佛教记上一个头等功！［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窝阔台（Okodei，1186～1241年），又译兀窟、月古歹、月可台、月阔歹、斡歌歹等，蒙古汗国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

　　②成吉思汗临终时给儿子们留下了联宋灭金之重要战略部署，《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一章有载：“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③此是双方正式缔结政治关系之始。如果说藏族人与蒙古人的相互接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有部分僧人（萨迦、止贡噶举、蔡巴噶举等派）在西夏王室活动，有人还到过蒙古。蒙古崛起于北方的消息会通过这些人传至西藏。西夏亡后，已有甘青部分藏区属于蒙古治下，并有一些西藏僧人归顺蒙古。另据《元史·赵阿哥潘传》和《元史·按竺迩传》，1236年阔端命宗王末哥以按竺迩为先锋分兵由甘南藏区入川时，曾于途中招降了临洮藏族首领赵阿哥昌、赵阿哥潘父子和文州藏族首领勘拖孟迦。亦可参见《藏族史料集》（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88～89页。

　　④《如意宝树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等史载，1206年成吉思汗曾组织了一次向藏区的进军。各书记载互有出入，矛盾之处颇多，不足为据，仅可参考。

　　⑤蒙古此时不攻南宋而入西藏是自有道理的。在此之前，蒙古军队已经正面进攻过南宋，末遂。而灭宋是其最终目标，于是入藏可能是战略上常用的迂回手段：先稳南宋西方屏障西藏，之后再图南宋。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从略。

　　⑥1240年突然撤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与阔端之父窝阔台病重有关。窝阔台病重时曾召贵由和阔端回和林，估计是阔端赴和林前召多达那波回师镇守凉州。（陈庆英，1992）。

　　⑦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⑧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⑨⑩Turrell V.Wylie：《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载《哈佛亚洲研究院学报）1977年6月第37卷第1号，第103～133页。

　　［12］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本：Sa-skya gdung-rabs），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陈庆英等译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1页。另，《萨班传》（Sa-pan rnam-thar）第19、20页也有载，但文字略有不同。

　　［13］此信藏语原文完整地保存在《萨迦世系史》（sa－skya gdung－rabs）德格木刻版第78至81页里，全称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