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

　　由于藏传佛教在元朝过于受宠，宣政院权势显赫，本已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得势，少数僧人目无法纪，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之事时有发生。据《元典章》载：

　　照得各处僧道衙门所设书吏、贴书、祗候曳刺人等俱无定额，多系无赖泼度过经日断之人，不惟影占户役，僧道被扰多端。各街门已行革罢，切恐又于路府州县营求勾当，侵渔百姓，非理生事。［52］

　　虽然“（僧道）各衙门已行革罢”，到了至元中诸山主僧再度请求复设僧司，称僧人“为郡县所苦，如坐地狱”。脱脱答曰：“苦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设地狱。”［53］由此可见元代僧俗官衙机构繁多，功能重叠，互相矛盾，彼此冲突之处尤多，而最终受苦者是普通僧人和百姓！

　　对于部分僧人之诟病，专事僧尼与蕃地事务的宣政院并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相反却火上浇油。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已酉）宣政院且请“（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54］对此成宗、仁宗曾试图加以限制，然而收效甚微。到了皇庆延祐以后，情势更加严峻：“……宣政院……恃宠怙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好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55］僧人恣意犯法、屡禁不止之根源在于元制法律之不平等，对僧俗失之不平，对僧讼失之放纵。僧人犯法，例归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56］

　　僧人不仅享有上述特殊的法律地位，而且可以无视法律之严肃与公正，操纵法律。其最大的表现在于是帝师或上层高僧常常以佛事为由请求释放重囚，谓之“秃鲁麻”，当然所获重囚不会是百姓犯法者，均是达官与豪民：

　　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57］

　　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必实呼勒（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58］

　　只要贿赂僧人或打着帝师之名就可逃之夭夭，不受法律制裁！

　　僧人请释重囚之数量，仅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就不下数百人，而没有记载的何其之多！释放囚犯（好些是死囚）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用帝师奏”者，“皇帝即位用帝师奏”者，皇室人员有疾、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为皇室祈福者，甚至某高僧圆寂也得释囚。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廷并非毫不知晓，也有人屡次反对，［59］并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到大德十二年（至大元年，1308年），又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敕内廷作佛事，毋释重囚，以轻囚释之。”［60］这无异于五十步笑一百步耳！

　　针对这种恶劣情况，有时皇帝也怒不可遏。皇庆元年（1312年）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61］

　　皇庆二年二月，功德使亦怜真等以佛事奏释重囚就未曾得允。同年夏四月乙酉，御史台臣言说，“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诸王、驸马、寺观、臣僚土田每岁征租，亦极为扰民。请悉革其弊。”所请获准。而遗憾的是就在当年秋七月癸已，“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62］可见事态并没有得到遏制。西僧释囚始终禁而不止：泰定三年（1326年）十一月癸卯，“中书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释重囚，有乖政典，请罢之。”可同年十二月照样“命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63］

　　我们上文已经谈过，元朝初立时忽必烈曾在八思巴的配合下派专人健全了驿站制度。而后来西番河西僧人往往以赴京为辞，任意来往，而运输的都是将要贩卖营利的私货，选择最好的马匹，并超负荷地役使人畜。如此滥用，驿站制度必坏。其横行霸道之状有如《元史·释老传》所载：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更有甚者连皇室人员也敢殴打：

　　（至大二年），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几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

　　平民百姓与下级官吏就更不放在眼里了：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壁。壁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执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64］

　　世祖遣通事脱脱护送西僧过真定，僧捶驿吏几死。［65］

　　天子脚下，居然都可以明目张胆地殴打王妃、欺压百姓，那么，在杭州的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掘旧宋徽宗以下诸陵寝、窃取墓葬珍宝之恶劣行为，当然“顺理成章”而让人们“见怪不怪”了！［66］

　　（三）影响朝廷政治，导致国家衰败

　　元廷崇佛，可谓“国策”之一。因此，凡与僧尼之事相关者，无不大开绿灯，毫无节制：自忽必烈始，历朝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佛事活动；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对僧人的赏赐钱帛土地、金银财宝样样不少，而且数量有增无减；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无度等，使国库渐空，民用不足。《新元史》载郑介夫有“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之惊呼，不无道理！［67］

　　经济衰颓，国本丧基，国之将亡！此大势也。然而，导致这一结果主要原因之一还是藏传佛教地位至尊、元廷皇室崇佛无度所致。

　　正如上文所述，皇帝对帝师之尊宠，至高无上。百官朝会，帝师有专席于坐隅，“王公大臣，见必伏首为礼。”［68］不但帝师法旨与皇帝诏令并行西土方为有效，而且其所颁“法旨，护持各路寺庙，居然宣示，其始修辞理，竟与纶音相似。”［69］

　　中国传统的帝王尊严在元代可谓备受藏传佛教之侵蚀，儒术之臣无不为之愤慨，郑介夫对帝师至京，倾城朝野相迎就颇有微辞：“往年帝师之死，择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小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70］对于皇帝要臣僚百姓都受佛戒，身为色目人的元代廷臣廉文正就毫不客气地顶撞了元世祖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