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清政府推崇神化关羽，不仅要求人们像关羽那样对国忠心，同时还渴望像关羽那样的战神能护信自己的统治。

　　第三，清时关羽崇拜的昌盛与关羽神职的多样化有关

　　关帝信仰之所以在清代达到顶峰，还在于其神职的多样性。在清代，关公不仅是战神、保护神、武财神，而且还是降魔除妖神及全能神。由于神职的多样化，导致信仰目的的多样化，从而使关帝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关帝作为王权、皇帝的保护神，受到皇室、贵族官僚的普遍信仰，不仅是清朝满族官僚家庭所供奉的神灵，更是“宫中每日受香火供奉的神灵，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1］同时，关帝作为战神又得到清朝官兵的崇奉，作为财神又受到商人的崇拜。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爱好、信仰的影响，更由于清廷的提倡、推崇，民间对关羽的信仰也掀起了高潮，使得对关羽的祭祀活动不分地域、老幼、节令，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关帝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然而，关帝作为汉地人们信奉的神灵，却在西藏这样一个藏传佛教文化圈的腹心地带落户，原因又何在呢？对此我们应从磨盘山关帝庙的建庙起因及经过说起。

　　磨盘山关帝庙是在清朝这一关帝信仰的高峰期建立的。然而作为清朝驻藏官兵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说又是战事的产物。《磨盘山关帝庙碑文》对此有详细记载：

　　乾隆五十有六年秋，廓尔喀自作不靖，侵凌藏界，并抢掠扎什伦布庙。皇上赫然震怒，谓卫藏自策零敦多卜殄灭后，隶职方者百余年，使靳征调之烦，从移驻班禅、达赖之议，其济咙、聂拉木等地势将尽委之贼，此后受戕者，当不止前后卫藏矣。特贲纶音，福安康为大将军，一等公海兰察、四川总督惠龄为参赞大臣，统领劲兵，大张挞伐。大司空和琳飞刍挽粟，专司策应，为后路声援。大学士孙士毅复自昌都驰赴西招，协理军储，于五十七年夏，由宗喀、济咙整旅遄进。先是驻军前藏，征兵筹饷，谒札什城关帝庙，见其堂皇湫隘，不可以瞻礼，缅神御灾捍患，所以佑我朝者，屡著其孚格。于是度地磨盘山，鸠工庀材，命所司董其役，默祷启行，荐临贼境，七战皆捷，距阳布数十里，廓酋震詟军威，乞降至再。皇帝鉴其诚款，体上天好生之德，准纳表贡。诏令班师，并御制《十全记》颁示臣下，子惟此视师。自进兵以来，山溪险劣，瘴雾毒淫，竟获履险如坦，不三月而蒇绩，自非神佑不至此。凯旋之日，庙适落成，与诸公瞻仰殿庑，徘徊俎豆，深感大功速竣，维神之力，而益欣继自今前后卫藏之永永无虞也。是为记。时乾隆五十七年谷昌。［12］

　　廓尔喀是居于现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民族，曾借口其商人在藏纳税问题，出兵侵占了后藏聂拉木、济咙等地，清政府特调内地官兵赴藏，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将廓尔喀入侵的军队全部逐出了国境。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度入侵，占据了聂拉木、济咙，并一直攻到了日喀则，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法器抢劫一空。清政府派大将军福安康率师入藏，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驱走了入侵的廓尔喀军队。

　　根据史书记载，清军出征前几乎都要祭祀关羽，祈求他在冥冥中的保佑。打了胜仗，则要修建关帝庙，以答谢关帝圣君的相助。在帕玛日关帝庙建造之前，清朝驻藏官兵在扎什城的兵营附近就建有关帝庙（即碑文中提到的札什城关帝庙），但这时已“堂皇湫隘”，不足以观瞻。决定度地磨盘山“新建关帝庙”。从筹建到竣工，大概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即碑文所谓“不三月而蒇绩”，“凯旋之日，庙适落成”。

　　对此，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驻藏大臣和琳撰写的《重修扎什城关帝庙碑文》中也有记述（有资料显示，该残碑今存大昭寺）：

　　恭惟我国家抚有区夏……举凡王师所向，靡不诚服，关帝圣君实默佑焉……乾隆辛亥秋，廓尔喀部落惑于逆僧沙玛尔巴游说，潜师侵掠后藏……我兵出奇奋勇，七战七捷，直逼贼巢……自进师王凯旋，凡三越月，固由圣主庙谟广运，指示机先，大将军运筹帷幄，靡坚不破，然究属帝君威灵呵护之所致也。大将军回藏，度地磨盘山，创立神祠，以答灵贶……［13］

　　三、帕玛日关帝庙变迁原因的考察

　　1、帕玛日关帝庙的演变

　　帕玛日关帝庙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庙内塑像毁于“文革”期间，建筑物却在“文革”中因作仓库之用而得以幸存。它历经清朝、民国而未被毁损，这不仅与当时来自汉地的官员、军兵、随行人员及商人等对关帝的信仰有关，更与他们从汉地带来的儒家思想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历史上关羽的人品以及行为比较符合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规范，从而受到了儒家的极力推崇，把他视为“忠义”的化身，进行神化。因此，帕玛日关帝庙的存在、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思想在西藏的传播。

　　在十年浩劫当中，帕玛日关帝庙同藏区大部分寺庙的命运一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在“文革”中被损毁的寺庙开始得以修复。然而就在此时，帕玛日关帝庙作为汉藏人民共御外侵、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历史见证，却迎来了它所供主体的彻底更换。据功德林现寺管会主任益西强巴先生讲，80年代初从昌都地区来了几位康巴喇嘛（僧人），提出要修复关帝庙，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起初以暂时借住的名义，后向有关部门提出修复关帝庙的要求，并得到允许）。之后，他们自筹经费，改塑成了格萨尔王这个与关公形象及内涵完全不同的新的塑像。至于这些昌都僧人是真的不知历史，还是另有企图，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在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印制、拉萨市城关区颁发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宗场证字（9）号的“帕玛日关帝庙”（bar—ma—ri kwon—yun lha—khang）作为功德林的属寺，从此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格萨尔王的庙”（山下大树上的木牌路标上写着：“哪山上有格萨尔王的庙”）。

　　2、帕玛日关帝庙变迁原因的考察

　　（1）帕玛日关帝庙的变迁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

　　“文化，实质上是处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对自己与自然，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民族（或种族）的他人之间关系的心理反映成果”。［14］西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并且显示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区域性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宗教色彩相当深厚。历史上藏族几乎是一个全民习俗信教的民族，浓郁的宗教氛围使藏民族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基本上都被宗教意识所浸染。不论在医药、建筑、语言、文学、天文历算、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还是在日常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无不烙上宗教的印记。同时，宗教的长期熏染也使得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已经不仅仅是整个民族僧人思想与行为的最高准则，而且已经广泛渗透于藏民族世俗大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藏民族的生产、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藏族百姓精神面貌乃至生产习惯、消费结构等的重要因素。这一深刻渗透着宗教精神的民族传统文化，历史之悠久，根基之深厚，传承之稳定，在我国各民族中都是十分罕见的。而关帝信仰作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渗透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也传入了藏区。然而，对于千百年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种独尊心理，始终恪守自己的民族信仰，而民族传统文化又很深厚的藏民族来讲，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藏民族一般在心理上自然以自已的民族文化为中心去衡量外来文化，或取、或舍、或借鉴。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藏曾有十座左右的关帝庙，而今仅剩的“帕玛日关帝庙”也已名不符实。这正是两种文冲突融合的结果。在陈立雄先生看来：两种文化有接触条件后，便会产生接触，随着接触的深入，二者便产生冲突。冲突结果之一：两种文化可以适应，于是要么融合，要么仅仅生存下去。而融合之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会有一定的变异；冲突结果之二：是两种文化不能适应，于是或者外来文化征服、吞并本土文化，或者在本土文化的茫茫大海中淹没消失。［15］关帝信仰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进入西藏后它所面对的是藏民族本地文化的“茫茫大海”，它在与藏民族传统文化接触时，显得势单力薄，最终免不了被融合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