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周朝有三十六个王，执政（八）百年。此后有称为秦始皇的国王。从汉高祖开始传了十二代皇帝。在第十二个皇帝时，有一个叫王莽的大臣篡位，执政十八年。此后有个汉室后裔刘光武，杀死王莽建立后汉。刘光武的第五个儿子就是汉明帝。汉明帝在位时，有名叫竺法兰的班智达和见谛者二人用一匹白马把小乘经典运到汉地，在河南府建立白马寺，并翻译经典，从此，佛教开始在汉地弘扬……唐太宗在位之时，有一名叫唐三藏的译师将许多佛经从印度文译成汉文，协助他翻译的有一、二百译师。唐三藏是印度的世友大师的门徒……唐太宗的女儿睡莲公主，藏语中称为大海中的莲花，她来西藏时，将觉卧佛像带到藏地，从那时至今已有七百年。①

　　《红史》中的这一段史料比较准确地记录了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以及所建立的第一个寺庙——白马寺，还提到了唐代著名佛学大师、翻译家唐玄奘及其所翻译的佛教经典。这就说明元代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藏地僧人对唐至元代汉地王统的历史也是在元代才有了全面、准确、深刻的认识。虽然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入藏，加强了汉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汉藏宗教文化的交流。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的佛教文献资料亡佚，即使唐蕃甥舅关系史也变得鲜为藏地僧人知悉。直到元代，藉一统之势，凭帝师之优，汉藏佛教才得以深入沟通，藏地僧人才重新认识了唐朝以后的汉地发展史和唐蕃关系史。如《红史》中说：

　　汉文史籍《唐书·吐蕃传》中说：“唐高祖于阳土虎年即位，在位九年，于七十岁去世，其子唐太宗在其父在位时，被封为秦王，击破突厥。于阳木虎年与吐蕃国王互赠礼品，结为朋友。突厥、吐谷浑派人到唐朝，请求娶唐朝公主，唐朝不允。吐蕃国王怒，领兵二十万击破吐谷军，兵至松州。献金甲一付，并说：“若不允，即进兵。”汉人不允，并发兵掩袭，杀吐蕃军一千人。吐蕃因迁延时久，将兵撤回。又派大臣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及多种宝物，唐太宗于阴铁牛年允嫁其女文成公主，并派皇亲江夏王率兵护送，吐蕃国王领兵至柏海迎接……唐太宗自阳火狗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五十二岁时的阴土鸡年四月去世……阴木猴年女皇的儿子唐中宗即位，吐蕃向唐朝皇帝求娶公主，皇帝将自己的弟弟雍王的女儿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陪送绸缎许多万匹，各种工匠及许多杂伎乐人，并派左卫大将军领兵护送……金城公主在吐蕃住了三十一年，于阴铁猴年去世。这以前唐朝国土平安达一百一十六年。阴木羊年吐蕃国王去世，王子赤松德赞继位……②

　　这段史料是作者引用汉人译师胡将祖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在临洮译成的藏文史料而编篡的。③可见，后世藏地僧人关于汉藏关系史的论述也是得益于元代汉藏宗教文化的交流。

　　藏地僧人将汉地传统文化分为三大主要体系，即儒、释、道三教。并赞颂道：佛教如日，道教如月，儒教如星。④对汉地文化的这种了解主要在元代。这不仅因为元代是藏地高僧来内地最频繁的一个朝代，还因为元王室崇佛使得藏地僧人有条件与汉地佛教接触和交流。元朝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及其弟子，还有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让炯多吉、若比多吉，宁玛派的雍敦·多吉白等到汉地，与汉地佛教僧人联合起来在佛道辩论中击败道，尤其是藏传佛教高僧——帝师八思巴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高超的辩才，舌战群道，力挫道士，赢得了辩论胜利。藏地高僧与汉地高僧曾合作完成了元代佛经的对勘。在此基础上，一些精通汉藏文的高僧遂将汉地佛教史以及王统史译成藏文，传入雪域藏地。

　　二、汉藏佛经的对勘和《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问世

　　元代，藏传佛教僧徒不仅对汉地佛教有了新的认识，而且还同汉地佛教高僧合作完成了汉藏佛经的对勘。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元世祖命释克己等奉诏“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忝对楷定大藏圣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汉藏佛经对勘工作。此举的缘起是由于元世祖崇佛，常躬听汉藏高僧讲经说法，自己也于“万机之暇，课诵”，耳濡目染之中，参禅修行之后，念蕃汉传译之殊，疑经教音韵有异，故命汉藏名僧进行对勘。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中说：“大佛法由汉唐以迄于今，揭日月于齐明，致乾坤于泰定，弘济群迷。出生众有，不可得而云：喻大元天子，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万几之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⑤又说：“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蕃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罗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齐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二十二年（1285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1287年）丁亥夏，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⑥《佛祖历代通载》中说：“帝（元世祖）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⑦基于此，在元世祖的主持下，终于促成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佛教经、律、论方面的对勘。

　　参加对勘的有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人。其中精通释典、善于讲说的汉族高僧15人，精通显密二教的藏族高僧7人。

　　对勘的底本，汉文佛经以《开元释教录》为主要依据，此外还有《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弘法入藏录》等。在对勘过程中，以汉文佛经为底本，按照大小乘经、律、论排序与藏文佛经对勘。藏文主要以《西蕃大教目录》为依据。如前引释净伏序中说：“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

　　1、对勘的内容

　　关于对勘的内容，苏晋仁先生的《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一文中已作全面论述。⑧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论证。《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首先对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历经的朝代、翻译佛经的数量、翻译者的多少都作了说明，说：“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68年）戊辰至大元圣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乙酉，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间译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译之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其中）经藏：大乘经八百九十七部二千九百八十卷，小乘经二百九十部七百一十卷；律藏：大乘律六十九部五百单四卷；论藏：大乘论一百一十七部六百二十八卷，小乘论三十八部七百单八卷。”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