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总的年代上作了分期，把东汉明帝到元世祖之间所译经籍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阶段的年代、朝代、翻译家、翻译经籍的数量作了说明。

　　再次，将各个阶段所汇集的三藏经籍按大小乘分类，以经、律、论编排，分别说明其中的部类和卷帙。说：“《开元录》所纪经律论一千一十六部四千五百卷。大乘经五百六十三部二千一百七十三卷（二百三帙），大乘律二十六部五十四卷（五帙），大乘论九十七部五百一十八卷（五十帙）；小乘经二百四十部六百十八卷（四十八帙），小乘律五十四部四百四十六卷（七十二帙）。”⑩

　　最后，将佛教典籍按以下次序编排分类对勘：

　　初契经藏（一千一百八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卷）、二调伏藏（九十七部五百六十卷）、三对法藏（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七卷）。

　　契经藏分菩藏（大乘）契经藏和声闻（小乘）契经藏两种，调伏藏和对法藏亦然。

　　菩萨契经藏分为二：初显教大乘经，次密教大乘经。

　　显教大乘经分为六：初般若部、二宝积部、三大集部、四华严部、五涅槃部、六诸大乘经。

　　如此分类是为了科条有序，如说：“今此总录将大小乘经皆以部类编为次第，小乘诸录，据本末而为伦次，大乘诸论以释经者为先，集解义者居后，小乘诸论据有部次第而论，发智为初六，凡居次，毗婆沙第支派在末，贤圣集传内外两分，大夏神州东西有异，所以者何？欲使科条有绪，览者易见。”［11］可见，这种分法具有一目了然之效。

　　2、对勘中解决的问题

　　其一，通过对勘想彻底了解和理清汉藏所译佛教经、律、论从内容到译本的基本情况。例如有些经、律、论如果汉藏都有译本，则勘对其经文是否相同，经文相同，则注明蕃本同，并指出所对应的译本。如“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四百卷（七十九品）与蕃本《十万颂般若》对同；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七十八卷（八十五品）从四百一至四百七十八卷与蕃本《二万五千颂般若》对同。”［12］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汉藏两种《大般若经》译本的对应会、卷。

　　其二，如果没有藏文本，则注明蕃本阙。如“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八卷（十七品）从五百六十六至五百七十三，此会经蕃本阙。”［13］

　　其三，汉藏译本相同的，则书其梵文名于前，并说明原因。如说：“般若部（诸录所纪新旧译本及支派经并拾遗等并编于此）总四十部七百九十四卷。梵云：麻诃钵罗（二合）、提亚波罗蜜怛（二合）、苏怛罗（二合，今此总录于题目内间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来三藏，但以梵文译为华言，所以不存梵名，间有存者，于五义中亦有具一二义，故不翻者也。今因与蕃相对，随彼蕃云有无记录，有者著之，无者仍旧，或有的对，或约蕃义，不可一准也。义学高德善二音者，勿请疑矣）”。［14］

　　其四，汉藏译本经品并阙。如说：“《放光般若波罗蜜多经》三十卷（或二十卷九十品），西晋三藏无罗叉共竺叔兰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四十卷（或三十卷亦云大品），姚秦三藏鸠摩什共僧睿等译。《光赞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五卷（或一十卷二十七品），西晋三藏竺法护译。此三经与大般若第二会同本异译，其《光赞般若》比于新经三分将一，至散华品后文，并阙。”［15］

　　其五，指出了有的佛经是从汉文本译为藏文本的。如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或五十卷），东晋天兰三藏佛驮跋驼陀罗等译（初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于阗三藏宝叉难陀译（第二译）。此二经同本异译，此经蕃本从汉本译出。”［16］

　　其六，指出了经文的不同或歧义是由于翻译上的原因，即同本异译。如说：“《摩诃般若钞经》五卷、《道行般若经》十卷、《小品般若波罗蜜多经》十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此四经与大般若第四会同本异译。”［17］

　　其七，指出了汉译本或藏译本所阙的数量。如说：“第十六会，王舍城竹林园中白鹭池侧说《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卷，从第五百九十三至六百卷，此会与蕃本二千一百颂般若对同。此大般若经总二十万颂，西蕃本惟有十六万四千五十颂，若比汉本少三万五千九百五十颂。”［18］又“《光赞般若》比于新经三分将一。”“《摩诃般若钞经》五卷，依今，所勘此文不足。若比后经三分过二。”［19］

　　其八，将同名之经放在后面，并予以说明。如说：“《文殊所说摩诃般若经》二卷（或一卷），梁扶南三藏曼佗罗仙译，此经本是般若，又编入宝积第十六会，为与后经同名，同恐有差错，故后出之。”［20］

　　其九，对于不同派别不同译本的具体情况另当别论。如说：“以上大般若经六百卷四处十六会与蕃本相对，竟下般若部类。若与大般若新旧重译者，更无相对阙具之言。若是支派别行之经，随对有无，一一注录。”［21］

　　此外，还注明是否是摘译本，将存疑的经籍另行抄录，留待以后再详细对勘。对于不知所据是哪一本，则“析出别译”或“于后安之，所可蕃疑，折辩入藏”。此外还特别指出：《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一卷、《根本说一切有部芯当戒本》一卷，乃元帝师八思巴译。

　　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夏，藏汉佛学大师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作，仔细斟酌，认真勘对，终于将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佛经勘对完毕，编写出了一部藏汉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通过对勘，得出了藏汉佛经虽“部帙充栋，卷轴累屋”，然“文词少异而义理攸同”［22］的结论。这便基本上摸清了汉藏佛教经、律、论译本的家底。

　　3、汉藏佛经对勘的意义

　　第一，开启了汉藏佛经对勘之先河。元以前，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影响，没有也不可能有广泛的交流。元代大一统的局面和元王室的崇佛，为藏汉佛教的广泛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从此，藏汉两地的佛教使者你来我往，绵延不断，使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如叙录中所说：“晋宋之弘兴，汉唐之恢阐，未有盛于此也。”［23］明清以来，承元代之余绪，组织了藏汉佛经的对勘和刊刻。如明永乐年间曾在南京刻藏文《甘珠尔》，万历年间刊刻了《丹珠尔》。清代刊刻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大藏经》。

　　第二，是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的诞生，是藏汉人民精诚合作而结出的汉藏佛教又化交流的一大硕果，它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从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样一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