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

　　1、在佛教经籍翻译方面的交流。元代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与汉地宗教相互交流，进而出现了很多介绍双方宗教历史的书籍。例如汉文介绍藏传佛教的有宋镰等编的《元史—释老传》、《元史—奸臣传》，释念常撰写的《佛祖历代通载》，另外，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也有零散的记载。藏文介绍汉地王统、教派传承的著作有：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释迦·仁钦德的《雅隆尊者教法史》，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等。与此同时还翻译了一批佛教典藉。如由藏文译为汉文的主要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一卷，八思巴译，《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戒本》一卷，八思巴译，《新译戒本五百部》，八思巴译，《彰所知论》，八思巴著，沙罗巴译。另沙罗巴所译的其他佛典有：《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二卷，《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念诵仪轨供养法》、《坏相金刚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陀罗尼经》、《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各一卷。［37］由汉文译为藏文的有：《大般若涅槃经》、《不思议禅观经》等，必兰纳识里译，［38］《唐蕃关系史》，胡将祖译，［39］《乾陀般若经咒》千余部，管主巴译，［40］《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南宋少帝赵显，即瀛国公合尊大师译。［41］

　　2、在雕刻绘画艺术方面的交流。元代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在雕刻、绘画方面的沟通给后世留下了很多文化珍品。尼泊尔人阿尼哥随八思巴来到内地，在内地留下了众多尼泊尔式和藏传佛教式的杰作。如北京的白塔，就是阿尼哥设计建造的。据说阿尼哥还曾为仁宗皇帝及其皇后画过肖像。此外还在三清殿左右回廊绘塑了许多佛像。［42］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因发掘故宋赵氏陵墓，戕杀平民、强抢民女、攘夺财物而臭名昭著，但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曾在飞来峰主持雕刻了“飞来峰密教石刻雕刻”。［43］其中多半是藏传佛教特点的完像。如第11、16、45、57、65、67龛的坐佛，第15龛的倚坐佛，第22、24、46、48龛的菩萨坐佛，第64龛的胜母佛像，第52龛的尊胜塔，第4、5、6龛的护法像等都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萨迦派之特点。［44］北京居庸关两侧的门底有一较大的藏式金刚浮雕，而在门内和天花板上也有数千尊浮雕，小佛像围绕着十尊大佛像，弯隆尾顶雕满了五位佛陀的曼陀罗像。门里还有由兰札体、藏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等6种文字书写的陀罗尼经咒。［45］由元代最终完成的宋影印《碛砂藏》中有八幅木刻佛说法版画，更是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宗教文化交流的印证。宿白在其《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一文中有如下论证：

　　这八种版画所绘形像，除所记汉装供养人、汉装道士和部分天部外，皆所谓“梵式”的吐蕃式样：如佛髻上置宝严、广额方面、耳垂扁长、肩宽腰细、多作转法车仑印；菩萨耳佩圆形优波罗花，体态窈窕；高僧内著覆肩背心，或戴左右各垂长耳的萨迦帽等。其中人物面相宽扁，表情板滞，佛背光文饰繁缛，背光之后的靠背设大鹏、鲸鱼、兽王、象王四拿，菩萨白毫或作长形等，更具14世纪萨迦寺院形象的特征。因此推测碛砂扉画主要部分来自萨迦，但经杭州汉族画工、刊工重摹雕木时，或有增改，故序号3、4、6、7、8扉画中杂有汉装人物。［46］

　　此外还有山东长清大灵岩寺的大元国师法旨碑，碑文上半部为藏文，下半部为汉文。其碑文的内容是：

　　皇帝圣旨里：管着儿咸藏，大元国师法旨里：

　　国官每根底……来往收检和尚俗人百姓每根底省谕的法旨：

　　泰州长清县大灵岩寺住坐的僧人定岩长老，端与上位祝延圣寿，依体例里住坐者，在前但属寺家的田地……头匹等物，不拣是谁，体倚气力夺要者，体谩昧欺付者，体推是故取问要东西者，交他安稳住坐者，执把行的法旨与了也。见了法旨，别了呵，依着圣旨体例里，凭不怕那是么，这的每有法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体做者。

　　蛇儿年三月二十日。

　　高良河大护国仁王寺里有时分写来。［47］

　　这块国师法旨碑可以说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讲，汉藏两族是中国境内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且彼此之间交往最频繁的两大民族。他们之间彼此的广泛了解、来往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沟通最早始于唐代。元代，两族之间的交往达到高潮，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其一，这种交往是深入的和实质性的。例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是汉藏佛学界密切配合，共同研究、校勘、汇集汉藏佛教经、律、论的一次盛举，它为汉藏两地佛教优势互补、内容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两地佛教的深入交往、密切合作开辟了道路。其二，是双向的和互利互惠的。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在元代以前的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从元代起，两者之间开始双向交流。这种双向的互利互惠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地佛教的内涵，促进了佛教文化的繁荣。其三，是多样一体的。元代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元代是民族大团结、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呈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多样的，但它又在元代大一统的格局中进行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的表现，这又是一体的。［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蔡巴·贡噶多吉：《红史》，陈庆英、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5页。

②同上书，第15～18页。《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所说与《红史》大同小异，皆仿《红史》而作。

③蔡巴·贡嘎多吉：《红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④士观·洛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藏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2页。

⑤《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净伏序。

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叙录。

⑦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见《四库全书》第1054册，第749页。

⑧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部分第六章。

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

⑩［11］［12］［13］［14］［15］［17］［18］［19］［20］［21］《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第9～11、13、13～14、14、13、16～17、17、16、17、16、16页。

［16］《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二，第9页。

［22］同注⑤。

［23］同注⑥。

［24］见注⑤，第439页。

［25］阿芒·贡却坚赞：《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议》，第46页，转引自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