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它是中国佛学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弘扬作出的一大壮举。佛教虽产生、形成、发展在印度，但其完整的结果却保存在中国。作为原创的佛教，在印度已经基本不复存在，而汉地佛教中基本上保存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基本内容，藏传佛教中完整地保存了大乘佛教中、晚期和密宗的全部内容，并且将其基本经典翻译成了藏文和汉文。《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问世，使我们不仅了解到印度佛教经、律、论的数量、内容、思想演变等状况，而且还可以通过汉藏两种译本的对照和比较，来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原貌，以及汉藏佛学界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以此方法来清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复杂内涵，其学术价值十分重大。

　　当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关于这个问题，黄明信先生在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未刊稿）一书中已有详细论及，在此不赘述。

　　三、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相互影响

　　汉地佛教在“见地”方面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汉地佛教在“见地”方面对藏传佛教的影响由来已久。唐朝时入藏传法的摩诃衍那就是一个例证。大乘和尚摩诃衍那主张“全不作意”，即什么都不思，什么都不想，即可成佛。他认为，作善不善业，不外往善趣和恶趣两途，但这仍未解脱生死轮回，反而成了成佛的障碍。譬如黑云、白云，任何一种云都是遮蔽天空的。只须任何也不思想，便可获得解脱。一时之间，藏地追随者翕然从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了弘扬印度静命所传的佛法，便请来莲花戒与摩诃衍那辩论。最后摩诃衍那败北。于是赤松德赞下令，不得修习摩诃衍那所传之法。但摩诃衍那的“全不作意”思想却对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许多藏文史籍中都有论说，如《土观宗派源流》中说：“心要派汉人呼为宗门，就其实义与噶举派相同，即大手印的表示传承”。［24］阿芒·贡却坚赞在他的《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议》中讲：“大手印及大圆满之名称虽不同，修习者们在修习时任何亦不作意，与汉地摩诃衍那之（思想）相同”。［25］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在元代广泛接触以后，汉地佛教在“见地”方面依然对藏传佛教产生着影响，如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他的《三律仪论说自注》中说：“后期灭佛法，汉地和尚（摩诃衍那）之教理，虽仅依字义，然彼之本名隐去，立名大手印，现时之大手印，基本是汉地之禅法”。［26］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宗师宗喀巴（元末明初人）也曾执着于摩诃衍那的“见地”，如《土观宗派源流》中指出：“（年轻时的宗喀巴大师）心中颇满足于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之见”。［27］由此可见，汉地佛教在“见地”方面对藏传佛教产生的影响，到元代依然绵延不断。

　　汉地佛教在“判教”方面对藏传佛教也似有影响。“判教”是汉地佛教的一大特点，例如天台宗有所谓的“五时”、“八教”之说。五时即指释迦牟尼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为不同根器的众生讲经说法，即《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和《涅槃》时。八教有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即顿、渐、秘密、不定，化法四教即藏、通、别、圆。如天台宗的灌顶说：“前佛后佛，自行化地，究其旨归，咸宗一妙。佛之知见，但机缘差品，应物现行，为‘实’施‘权’故分乎八：顿、渐、秘密、不定，化之四仪，譬如药方。藏、通、别、圆，所化之法，譬如药味。”［28］明代以后，汉地佛教又掀起了以禅、教、净融合为趋势的“判教”热潮，如明代高僧德清说：“吾佛世尊，摄化群生，所说法门，方便非一。而始终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机有大小，故有顿渐之设。末后分为禅、教两门，教则引摄三根，禅则顿悟一心。”［29］智旭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觅心。”［30］

　　藏传佛教也有自己的“判教法”，例如宁玛派根据全部显密佛法在印度产生、发展、演变的时间顺序将其判为九乘：声闻部、独觉部、菩萨乘、事部、行部、瑜伽部、摩诃瑜伽部、阿努瑜伽部、阿底瑜伽部（大圆满）。［31］

　　藏传佛教的这种“判教法”是否受到了汉地佛教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李冀诚先生认为，“藏传佛教的这种独特的判教方法，是受了汉地佛教判教方法的影响”，［32］但没有拿出资料根据。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说，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有着极为相似的“判教法”，这说明汉藏两族具有共同的思维取项，都努力实现着佛教的中国化。

　　藏传佛教在“修持”方面对汉地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内地，其密教的“修持”实践对汉地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密宗“修持”实践的藏文术语已译为汉语。如：“镇雷阿蓝纳四，华言庆赞也。亦思满蓝，华言药师坛也。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笼哥儿，华言风轮也。演揲儿，华言大喜乐也。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33］足见其影响之深。此外，八思巴曾为僧众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并就此亲自写了一篇序文，由弹压孙翻译，由哈达萨哩都通译为汉文，安藏奉诏译成仪式序。如说：

　　大元帝师苾刍帕克斯巴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亲制序文曰：原夫赡部嘉运至四佛释迦文如来利见也，大元御世第五主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太光孝皇帝登极也……爰有洞达五明法王大士萨斯嘉班迪达名称普闻，上足苾刍帕克斯巴，乃吾门法主，大元帝师，道德恢隆，行位叵测。授兹仪轨衍布中原。令通解三藏比丘住思观演说。正本翻译人：善三国声明辩材无碍含伊毕国翰林承旨弹压孙。［34］

　　汉地佛教由原来的重显轻密到显密圆融、性相融合。元代以前，汉地佛教虽也有密宗流传，但有如昙花一现，至唐末即湮灭无闻了。元代以后，密宗虽未东山再起，但汉地佛教其他诸派却从原来的重显轻密到显密圆融、性相融会了。正如圣严法师所说：“到了元朝以下，显密圆融、儒释道三教同源、性相融会等思想都出现了。”［35］此外，藏传佛教的“方便智慧”双修在汉地佛教中也引起了反响。藏传佛教各宗派大多讲双修，即在显乘方面达到一定的境界，为解脱成佛，故要修持密教。密教的“双修法”虽各派稍有差异，但其主旨却殊途同归。即通过观想佛父佛母本尊而生起大乐并试图恒久住于此乐的一种修持法，意在达到“方便智慧”双运。如噶举派的密教大手印圆满次第修法就是“从明点修‘哞’，从‘哞’缘待主尊佛父母修，从生殖轮明点出现大乐轮空行母等，逐渐发向意轮、语轮、身轮和三昧耶轮，开发智慧。依止智慧手印反复修炼，能证悟大手印”。［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