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帕玛日关帝庙的变迁是关帝信仰者群体弱化的结果

　　任何一种信仰的产生和流行都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果氛围适宜，那么信仰就会得到发展和盛行。否则，这种信仰若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就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关帝信仰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盛行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忠义品格及勇武素质的需求和呼唤。关公是勇猛、正义（伏魔大帝）的象征，是忠义的化身。他的勇猛是战乱年代民众希望太平的寄托，希望勇猛无比的他能为民除害驱邪，主持正义。同时，他的忠贞不二符合中国儒家的道德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要建立的道德规范相一致。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并神化关羽，在于关羽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即利用他来维护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而老百姓信奉并神化关羽，在于从关羽那儿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心灵上的补偿。就这样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出自不同的目的，把关羽推上了神的宝座，并赋予了他多神的职能。可以说封建文化为关帝信仰的产生、发展、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使关帝信仰风靡中国，关帝庙更是四处林立，遍及全国。

　　今天，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盛行一千多年的关帝信仰正逐渐成为过去，“全国各地的关帝庙所剩不多，虔诚的信徒难以寻觅”。［16］对关帝的信仰已经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和规模，这说明人们对关帝的信仰呈弱化趋势。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无神论的大力提倡、宣传，人们对关帝的“神性”有了认识，信仰不再有极大的盲目性，从而使人们逐渐放弃了关帝信仰；其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准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对关帝的信仰；其三，关帝信仰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封建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日趋弱化。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地处雪域高原的关帝信仰也日趋淡化，是不足为奇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年来，我国沿海一些城市又掀起了“关公崇拜热”，有不少关帝庙已修复或正在修复。在一些城市的商店、饭馆中设有关帝神龛，在拉萨也时有所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一些地方上关帝庙的修复主要意图在于增设景点、发展旅游业，至于商店、饭馆中的关帝神龛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关帝信仰弱化的现实。

　　（3）藏人结构单一的信仰使得关公信仰失去了附着物

　　众所周知，西藏基本上是藏族聚居的地区，民众又较为普遍地信奉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成为民间主体信仰。在宗教文化的长期熏染下，藏民族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宗教意识。他们虔诚地信奉佛祖以及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习惯于本民族的信仰传统及宗教生活，将其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一信仰传统已成为“沉淀于藏民族思维结构中的一种能量巨大的集体无意识”。［17］尽管藏传佛教中的高僧，如三世章嘉活佛、土观活佛、阿嘉活佛在清代纷纷撰写祭祀关帝的仪轨文，并对关帝作过一些认定，认为关帝是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的化身，但对于广大的普通藏传佛教信徒来讲，宗教知识的欠缺使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去理解佛教中那些充满玄奥哲理的教义、教规，自然对高僧关于关公的认定了解甚少，见神就拜的心理和误解（称关公为“汉格萨尔”）使关帝庙中多了藏族的信奉者。然而对于大多数虔诚的藏族信仰者来讲，不论是出于地缘情感的原因还是信仰的地域性的原因，遇到危难、吉凶诸事，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请喇嘛念经、求佛祖保佑并消灾，而不去求关公保佑。

　　帕玛日关帝庙是因反侵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原因而建于西藏的。当时信奉关帝的主体主要是汉、满官兵，在官兵心目中，关帝是所向无敌的“战神”，在民间，特别是来自汉地的人们心目中，他又是驱邪降魔、招财进宝、呼风唤雨的万能神，因此他得到来自内地的人们的广泛信仰。一般来讲，关帝是汉民族所信奉的神灵。汉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意识浓于宗教意识的民族，宗教生活仅存于精神生活的表层，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使汉民族对关帝的信仰渐渐淡化。这对于在西藏人口中居少数的汉族也不例外。而今，关帝庙内因新的塑像使第布信奉者不再或很少前来祭拜。这样就使得关帝信仰在西藏失去了附着物、香火自然日趋清淡了。

　　3、关于帕玛日关帝庙主供变迁的误解

　　（1）从形象上产生的误解

　　据陈崇礼先生在《西藏几处关帝庙》一文中所说，“磨盘山的关帝庙”之所以被误称为“格萨尔拉康”，原因之一是主殿中陪塑的张飞（或周仓）形象几近战神格萨尔王。在《拉萨文物志》中也提到，关帝庙内塑像与藏族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相差无几，所以当地人误以为关帝庙内供奉的是格萨尔王，将磨盘山关帝庙误称格萨尔拉康。

　　（2）从神职上产生的误解

　　据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唐本·次多先生讲，关帝庙被误认为格萨尔拉康是由关帝与格萨尔王二者的神职功能类似造成的。二者虽属不同的地域神灵，信仰的主体有所不同，但二者均为“战神”，格萨尔王为藏区民众心目中降妖伏魔、打击强暴、扶助弱小的民族英雄，是所向无敌的“战神”，而关帝作为汉民族的“战神”，在藏区又被人们称之为“汉格萨尔”，所以将关帝庙称之为格萨尔拉康。

　　当然，帕玛日关帝庙作为汉藏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历史遗存，作为研究清政府在西藏施政用兵行使主权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其演变的缘由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今天的状况令人不无遗憾。

　　西藏作为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共同开发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曾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历史新阶段，传统文化的变革，不同文化在同一社区内的对话与演变，都日渐成为颇受关注的话题。当我们审视文化的遭遇以及文化的命运时，是否应该多思考一下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呢？［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邓侃主编；《西藏的魅力》，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策125页。

　　②又称“磨盘山关帝庙碑”，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拉萨文物志》，1985年版；“磨盘山新建关帝庙碑”，见《西藏的魁力》。

　　③见《雍和宫唐喀瑰宝》，第322页。

　　④见《拉萨文物志》，第56页。

　　⑤郑土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