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藏文的标点符号和数码字，也是仿古印度梵文的标点符号和数码字而创造运用的。如藏文行书和皆书文章开头处的开首符号“藏文符号”用于词、句、章节首尾处的垂直符号，此符号又分单分句后的单垂符“藏文符号”、章节名首的蛇形垂符“藏文符号”、卷首的聚宝垂符“藏文符号”，章节前的分句前垂符“藏文符号”等。从现存大量梵文贝叶经写卷中，完全可以看出藏文现行数字的书写形式也是仿古印度数字创造的，请看上列表。当然，现代藏文数码字的书写形式是已经过约定俗成、统一、规范化的写法，其最初的书写形成梵文的数码字没有多大区别，这点从早期梵文贝叶经写本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梵语文化的传入，促进了藏文声韵学的形成和发展。尤其从梵文翻译了以古印度论师兴底所著《声律学·宝生论》为代表的关于论述诗句组合规律和偈句轻重音组合规律的论著后，相继问世了由藏族学者撰写的有关阐述和注释声律学的论著近百部。藏文作为拼音文字，也和梵文一样，特别重视声韵学。因而，在梵文语法学方面论著，藏区各大寺院及印经院都有大量的藏书，大有可供发掘研究的价值。印度佛教文化的渗透，给藏族传统的绘画、雕塑艺术和寺院、王宫等的建筑造形也带来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以继承尼泊尔画风的曼、钦两派和欠吴派、嘎儿赤三扎西派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画派。自出现佛教造像艺术以来，在绘画的先导下，石刻、铸造、塑像及木雕等工艺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艺术工匠们善于把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等地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吸收，最后创立自己的独特绘画塑像艺术。寺院建筑也充分体现了藏族当时高度发达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的特点。

　　由于梵藏文字、佛教文学和佛教艺术的渊源关系，古代藏族学者撰写经典论著、经典注释、教派源流、人物传记和诗歌文学等的谋篇布局、划分章节、贯通词义义和归纳主旨等的方法、形式，以及书首礼赞体的格式，均受梵文偈颂文体写作方法的较深影响。凡是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典和其他学科的经典论著的卷首都有梵文原著名称，而且，诵读佛经、诗歌的形式也是受诵读梵文佛经、诗歌音律规则的影响，并带来了印度梵语文学和因明学等理论，这在藏族传统文化的文体学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整个印度佛教文化结构照原样被搬过来了，但实际上是有所选择地接受了所需要的和所适用的部分。例如文字接受的过程，先是模仿、使用，然后再创造、使用。

　　印度梵文写本贝叶经的大量译传，对藏族古代书籍装订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印度佛经在贝多罗树叶上写成的，简称贝叶经，由于贝叶而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清晰可读。它有一定的长短、宽窄规格，并可在叶面穿孔贯线，穿成一本，携带、翻阅都很方便。贝叶经这种独特装册技术对藏族长条书籍册页装订的形式无疑产生过深刻影响，在贝叶经装帧术的启发下，约公元7世纪产生了藏族长条纸装册成卷的书籍。

　　藏族雕版印刷术的最初原形起始于古印度梵文佛教文化，公元7、8世纪时西藏就有咒经旗帜和佛像雕印技术。以后，为了便于校勘佛经和译文的规范、统一，公元13世纪时，用新型的木刻印刷代替了书写行文不规范的手抄本。由于经典流通需要量的增加，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木刻印刷术的产生，使得藏族的古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藏区各地先后建起了刻版印刷机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西藏那塘寺印经院、拉萨雪印经院、四川德格更庄寺印经院、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印经院、青海塔尔寺印经院、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印经院。自各地先后刻版印刷《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的不同版本后，更加促进了印刷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刻印技术工匠。由于大量印刷佛经等的需要，造纸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发明了驰名中外的不为虫蛀且又易于长期保存的藏纸。这种纸韧性强，印色不退，字迹清晰。雕刻文字的木板都是精心挑选的红桦木，经过多道加工，然后精工雕刻而成书版，藏区各地的印经院，实际上即是一个印刷出版系统，也是藏族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中心。

　　总之，藏族传统文化，在文字、文法、书籍装帧、文体、文学、建筑、塑像、雕刻、绘画艺术等方面广泛地吸收了古印度梵语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但并不是照原样地全盘接受，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特点，有所选择地采取借鉴、创造的方法，并融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心理特点，进行综合加工逐步予以接受的，由此创造和形成了具有藏族传统文化特色、民族风格和充满高原文明精神的文化艺术宝库。

　　二、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

　　佛教自公元4世纪，即第二十七代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由印度传入西藏后，直到公元7世纪才正式翻译成藏文得以广泛传播。源于梵语文化的藏传佛教之所以有别于印度佛教，其主要特点是与藏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在教义上保持印度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汉地佛教文化之长，创造了具有青藏高原藏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传入吐蕃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其译传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面也最为广泛。在藏区由于历代高僧大德对佛教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各种宗派。如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佛教在藏区所形成的这种多门派的局面，是藏传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一个具体表现。

　　随着佛教而来的印度梵语文化，不仅在语言、文字及写作形式上，而且在观念意识上也深刻影响了藏族的文化艺术思想和道德观念。公元7世纪，在以梵文文法为蓝本制定藏文文法规则，并按新文法理论规范和统一藏文的同时，开始进行大量的佛经翻译。由藏族译师吞弥桑布札、达摩廓霞、拉隆多吉白等与印度的沽萨惹论师、商羯罗婆罗门和尼泊尔的尸罗曼殊论师等一起在拉萨帕邦喀宫，把先后从公元4世纪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传进来的佛经和于公元7世纪时由吞弥桑布札等藏学者和译师带进来的21种显宗经典等译成藏文，这是梵藏翻译史上有文史记载的开先河之举。当时藏王松赞干布下令推广佛经，并以佛以所说的十善戒，制定法律。《西藏王统记》中记载，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就以佛法十善为依据，制定国法。这就是把佛教义法律化，使之既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又有利巩固国家的政权。根据佛教因果报应说和善与恶的道德标准，判断是非曲直，如斗殴者处罚，杀人者抵偿，盗窃者加倍罚款，奸淫者流放等。与之相反地又制定了十六条人道伦理法。通过这些办法，从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上逐步强化和提高了佛教文化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吐蕃王朝的历代赞普对印度佛教文化的竭力推崇和确立、维护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当时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尤其在政治、伦理思想和社会文化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大批佛经译成藏文后，随之引进了很多新的词汇、新的思维方法、新的观念和新的理论，从而使藏族人民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等也产生了很大变化。以佛教教义为根据，社会上广泛形成了一整套思想行为准则和社会风尚，佛教教理让人认知世间与人生，也解决人类生命中的烦恼，令人们生活在和睦、向善、慈悲，以及内心的平和中。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有其光明积极的一面，也有其黑暗消极的一面，以至于有些行为准则和社会风尚成为藏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精神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