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印度的佛教文化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上都有它浸润的痕迹。自公元7世纪起，佛教词汇随着佛经翻译源源进入西藏，在接受新词术语的方法上译者采用意译、音译和自造三种翻译形式，在大小五明学科中的意译词数量最多、最丰富。音译词，除了在密宗咒语、梵文文法和动植物等一些专用名词术语中之外，其他学科中使用的很少。梵藏翻译中的自选词也不少，大多是佛教高僧、译师们在讲经布道、译经注释和著书立说，以及佛教社会化的宣传推广过程中新创造的词汇。在梵藏翻译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产生深远影响的《翻译名义集》第一卷中记载了藏王赤松德赞颁布的有关翻译佛经的法令。这项法令不但规定了翻译佛经的总原则，而且对语序、一词多义、一义多词、音译与意译、数词、敬语等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原则，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在王宫主持翻译佛经的大堪布、大译师们汇编译经中出现的新词术语，一一审定规范、统一。第二卷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型词汇例子，实际上是一部翻译佛经的词语集，所收词条和注释都是以梵藏对照词汇的形式编纂的，经过审定后作为范本词汇加以推广使用。《翻译名义集》是当时梵藏翻译时的一条法定原则，它是以“忠实、准确、通顺”为基本原则和标准规定的，是在长期翻译佛经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由于它的严格规定和权威指导，使梵藏翻译进入了空前正规的发展阶段，在统一语言、词汇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存的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藏文古籍经曲浩如烟海，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在翻译学科中首屈一指，鲜与伦比，而且译文质量都保持了很高的水平。翻译方法严谨，忠实原文，理解准确，表达通顺，因而在大小五明的专科词汇上保持了规范、统一的完整体系。自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兴建桑耶寺，正式创办译场后，佛经翻译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曾到西藏译经的印度著名学者从姿那美多起先后有1000多人，藏族著名译师、学者从吞弥桑布札起先后出现了200多人，所译经论达5000余部。当时以梵语为主的翻译基地主要为桑耶寺的译经院，以梵语、汉语和于阗语为主的翻译基地主要在萨迦寺。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拜则译师等把山南帝塘无柱寺中所藏的佛说经典，即《甘珠尔》分卷进行编纂的目录，为藏族第一部经藏目录，名为《旁塘目录》；他们厘定山南地区东塘丹噶宫中所藏佛说经典，并根据这些经典编出的《丹噶目录》，为第二部经藏目录；根据桑耶钦普庙中所藏佛说经典编成的《钦普目录》，为第三部经藏目录。公元13世纪以前，佛经和其他翻译作品均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3世纪以后，盛兴木板雕刻印刷术，那塘寺的堪布俊丹柔贝热赤及其弟子以萨迦寺所藏经典为基础，把所有藏译三藏佛经编订为第一部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即佛说部与论疏两部藏文经律论总集刻版印行。后来又相继在藏区和内地大量雕刻印刷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如卓尼版、德格版和拉萨版等，藏文大藏经根据德格印经院所藏版本计算，《甘珠尔》就有1108种经典，包括显密经律，分为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集、涅槃、密乘等七类；《丹珠尔》有3461种经典，包括对经律的阐明和注释、密宗仪轨和五明专科著作等，分为赞颂、咒释、经释、中观、经疏、瑜伽、小乘、本生、杂撰、因明、声明、医学明、工巧明、世论、目录等十三类。藏文《大藏经》中除以佛学经律论为主外，还包括其他学科的专著，它实际上是一部汇集各科知识的大百科全书。它的大部分典籍译自印度梵文，其中也有一些译自汉文的和本地藏族学者自己撰述的，其中有很多在印度已经失传的重要论著，同时还收集了一大批印度佛教的后期著作，如密宗的仪轨等，大多是汉文大藏经所没有的。这些是极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藏传佛教“前弘期”（9世纪以前），主要是由“祖孙三法王”和“师君三尊”为主的贤明志士们大力弘扬佛法，译传显教义（密宗典籍虽有传人，但当时还未形成主流），建立佛教基地时期。“后弘期”（11世纪）是先后由大译师仁钦桑波和阿底峡为主要代表的佛法大师，广泛宣扬大乘佛教教义、丰富和发展佛教时期。“前弘期”时，由于佛经翻译尚未齐全，教义和修习方面也还没有发展到系统化的地步。因此，从佛经译传到藏区以后，至到11世纪中叶以前，教派尚未形成，因而佛教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公元11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形成教派，佛教才有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如佛经的注释、教义教法的解释、各教派的传承渊源等。各教派的兴起，又大大促进和发展了修习佛教经典及其他五明之学，寺院已成为各地区的文化中心。从11世纪到13世纪，以大小五明学科为主要内容的藏族传统文化体系已全面形成，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五明学者，已见正式目录的就在达2000余人，各种学科的著作有3万多卷。这时著书立说蔚然成风，主要有佛典注释、史书、传记等论著，如佛教史、教派史、王统史、家族史、寺院史、佛祖传记、高徒名僧传记等。这些学者大多是精通佛法及大小五明的高僧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创作体裁、格式品类和文体形式上对印度文体有所借鉴和模仿，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深深打上了佛教思想的烙印。

　　印度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和世界观，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在佛教未传入以前，藏族地区就有民间文学、医学和天文历算古老文化形态，但都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体系。如藏族古典历史名著《五部遗教·大臣篇》中记载，在雅隆部落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约公元前300—400年间）时期，就有了“以药物治疗病毒”的方法。此记载说明藏族那时就已经掌握了治疗疾病的药物，积累了一般的医学知识。但印度佛教文化大量译传到藏区以后，这些学科才得以完善。印度的医学、天文、历算传入藏区以后，不仅为藏族传统医学和天文历算所融化吸收，而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它。原来藏族传统的医学和天文历算的特点，是巫医和占星术相结合的，科学和迷信混杂在一起，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到公元8世纪时，藏族一代名医宇妥云丹贡布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编著了《医学四论》，对人体生理、病理、症状分类、治疗和制药方法等都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后来由阿底峡所传授的医学八部论著对藏族医学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11世纪，藏族译师卓希绕扎把印度的《时轮根本经释》译为藏文，又经雄敦多吉坚赞、惹曲绕等学者的传授推广，并加以实际应用，逐步形成了以时轮历法为基础的新的藏族历法。因当时翻译《时轮根本经释》的时间适逢藏历阴火兔年（1027年），藏语中火兔年的异名为“饶迥”，意为“胜生”或“胜生周”。所以，藏族学者吉觉译师达瓦沃色将把把作为纪元，称“饶迥纪元”，从此广泛沿用至今。除《时轮根本经释》外，当时还有《时轮摄略经》等印度天文历算学的重要经典译传到西藏，使藏族的天文历算学理论得到很大改进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