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巴德行协巴在京的一系列活动受到明成祖的赞许和赏识，给予优握的恩崇和赏赐。其赏赐的次数之多、礼品之丰厚是非常惊人的，仅永乐四年皇帝于华盖殿的一次宴会上，即“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十五表里、法器、茴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22］时隔不久，复“赐银爪二、牙仗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香盒二、拂子二、手炉三对、红纱灯笼二、鱿灯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盒一、散马四、鞍马二、银杌一、青圆扇一、帐房一、红（本字无法显示：“纟+丘”）丝拜褥一。”。由于赏赐丰厚，“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24］从此，明皇都即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人和地方大小官员朝觐、入贡、请封、乞印、护持、进表以及贡市的中心，而且人数日多，次数日增，规模亦愈大，有时一个法王使团多达数千人。他们将藏族地区的牲畜、皮毛、藏香、药材、佛像、法器等土特产品作为贡物带到内地，又将明朝赐给的金银、绸缎、布匹、茶叶以及手工艺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带回藏族地区。这种以贡赐方式出现的特殊经济往来，对藏区与内地之间的物产交流、贸易发展及经济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就足以说明德行协巴来京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三，对雕版印刷业的影响

　　德行协巴在南京主持刻印的永乐版《甘珠尔》，不仅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印刷品。这部《甘珠尔》共108帙，每帙均有永乐帝所作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及《御制后序》。明廷用此版印刷了数十套《甘珠尔》，作为赏赐品赠送给三大法王每人一套。拉萨现藏有两部，一部藏布达拉宫，剩106帙，是明成祖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赐给大乘法王贡嘎扎西的；一部藏色拉寺，剩103帙，是明成祖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赐给大慈法王释迦益西的。德行协巴在京主持刻印永乐版《甘珠尔》，使他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内地的先进雕版印刷技术。此后，在德行协巴的影响下，藏区各地较大的寺院都以自立为主，组织人力、物力，就地取材，建立自己的作坊刻版印经。相继雕刻印刷了那塘版、卓尼版、德格版、拉萨版、昌都版和拉卜楞版的藏文大藏经。

　　第四，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噶玛巴德行协巴晋京期间，多次在南京灵谷寺和山西五台普建大斋，为已故的明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徐氏皇后、仁孝皇后等人荐福，还为成千上万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广布教乘、摩顶福佑众生，宣扬皇帝圣德，祝国裕民。他在佛教法事中，尽心竭力，愿力弘深，道术颇高，使宫廷上下及官员百姓对其十分信服和崇敬。“故当时编写的下西洋杂剧，就把哈（即指德行协巴）附会为下西洋船队的保护人（神），所以船队才能往返平安。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罗懋登根据杂剧改编的《西洋记》观察出来。小说《西洋记》把哈立麻改名为燃灯佛转世的金碧峰。虽然改了名，但仍可以从书中所述的情况，得知金碧峰就是哈立麻的影子。”［25］此外，冯汉镛先生在《哈立麻来京的影响》一文中还详细地论述了把哈立麻附会为下西洋的保护人和哈立麻改名为燃灯佛转世的金碧峰的理由和根据。

　　第五，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影响

　　噶玛巴德行协巴为人十分谦虚，虚心好学，凡是他能见到的典籍，均无门户之见，皆爱不释手，认真拜读。他智慧高深，贯通五明，学有成就，受到藏传佛教宁玛、噶当、萨迦、格鲁等教派的诸位上师和贤者的敬佩。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曾对德行协巴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亲自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您犹如佛陀降世，普度众生。吾非常想见到您，可惜吾现在正准备进行三年的闭关修行，故吾送给您一尊弥勒佛塑像，此像曾经属于阿底峡。”［26］德行协巴虽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外出讲经说法，都是自己背着行李，来去步行，保持着一个普通僧侣的本色。他修行佛法时，信守教规，严格约束自己；弘扬佛法时，不抱门户之见，不偏袒任何一个教派。尤其是他以各教派大德之道行为己任，修复寺院，刊印经卷，广行布施，爱抚各派僧众，为各教派之僧侣作出表率。此后，许多僧人皆以他为榜样，勤奋修习佛法，发愿弘法益民。在他的弟子中，除噶玛噶举派外，还有其他教派的弟子。这充分说明德行协巴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①在西藏被称作“娘布”的地方共有两处，一处是江孜地区的年楚河流域，一处是工布以西的尼洋河流域。此处的娘布是指工布地区的尼洋河流域，德行协巴于7岁时在工布地区的则拉岗出家。

②见《历代噶玛巴传》，第100页。

③此说见于《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0页。《历代噶玛巴传》记载，德行协巴的法名称塔玛西帕哈扎。

④1147年，都松钦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建噶玛丹萨寺，噶玛派遂由此得名。

⑤译于《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2页。

⑥引自《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1期《明成祖与佛教》。

⑦关于德行协巴抵达南京城的时间，《明实录》及其他汉文史籍记载为永乐四年（1406年）十二月丙戍。《历代噶玛巴传》和《贤者喜宴》记载为火猪年（1407年）一月。这样推算藏历晚了汉历一个月。

⑧见《历代噶玛巴传》，第108页。

⑨汉族习惯以左为上，一般贵客都要坐在左边，以表示主人对客人的尊敬。

⑩按注释⑥的推算，藏历的二月一日恰好是汉历的正月初一，即春节。

［11］见《明实录》梁本卷48，页六上，馆本卷64，页一下。

［12］见《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0页，第11行。

［13］见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见《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4］见丹扎：《噶玛寺》，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此印原藏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15］［16］见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

［17］见英文版The History of the Sixteen Karmapas of Tibet，第74页。

［18］见于永乐版大藏经《甘珠尔》中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

［19］见注［17］，第75页。

［20］见《明太宗实录》卷78，页三上。

［21］译自《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第20行。

［22］见《明皇宗实录》卷62，页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