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
引 言
蒙古兴起后连年发动战争。所过之处，人民遭屠戮，工匠被驱役，财物被掠夺。蒙古统治者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使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逆转，生产遭到破坏，人口急剧减少。蒙古王公贵族圈占民田为牧场的情况，在蒙古国和元朝初期是相当严重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逐步认识和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统治方式随之改变。到忽必烈继承大汗，采用“汉法”后，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过程已经基本得到完成，社会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元代地域辽阔，初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到发展，加强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境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传播边疆，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有很多创举，城市经济继续有所发展。可惜，这种良好的势头只在元代初期昙花一现而未得到巩固和加强；到了元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由发展变为到停滞，以至衰败。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大国，元廷并没有因势利导，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损农伤农，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遭到破坏，对农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作用。究其原因，不但与元代奉行的经济政策有关，与其宗教政策也有极大的关系。单就土地而言，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还把大部分官田赐给皇亲、贵族、功臣、寺观。而其中僧寺所占土地之多，令人吃惊，这与元廷过分崇奉西藏佛教的政策息息相关。
远在元王朝尚未统一中国之前，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蒙古汗政权在灭西夏之后，就决定以尊从藏传佛教来安抚和统一藏区各派势力；但当时蒙古族传统信仰萨满教，而且为了征服南宋，不得不笼络汉族中根深蒂固的儒学和道教。即使对藏汉佛教也是兼容并蓄，并未明确地特别倚重哪一方。
忽必烈一统中原，领土的扩大，纳入了许多发展不平衡的兄弟民族，为了有效的统治这些地区，促进社会安定，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统的局面，需要在众多的宗教中选择一种最能代表统治者利益、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宗教。于是，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之后，自然选择了藏传佛教，因为“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其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又与蒙古游牧民族固有的萨蛮教俗非常接近，容易融合，适应了蒙古统治者既要君临天下又缺少精神依托、既要纵欲又要长生的矛盾心理。而中原道教专注清心寡欲、汉地佛教禅宗的顿悟行善、儒家的仁义道德或是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等，都不及藏传佛教易于被蒙古统治者接受。加上藏族被列为色目人，与蒙古族同属上等人。匆匆戎马生涯使蒙古人来不及创立一个比藏传佛教更有体系、更有组织、更有影响并有利于蒙古人的新教，借用藏传佛教作为精神支柱和文饰精灵崇拜是一条最好的途径”。至于忽必烈为什么要选定藏传佛教萨迦派作为“以蕃治蕃”的具体代言人，这就要归功于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1182-1251）和八思巴（1235-1280）两代领袖先后与蒙古王室成员阔端（？-1251）和元朝开国君主忽必烈（1215-1294）的成功合作了。
中国历代王朝，以元王朝崇佛为最。建元之前，忽必烈王室成员就皈依佛门，拜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传人八思巴为师，并受佛戒。1260年忽必烈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同年封八思巴为国师（后于至元七年晋封帝师），授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教；至元初（1264）设立总制院（后于至元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领之于帝师，负责蕃地事务以及统摄全国释教，从而确定了藏传佛教作为元代国教，使其地位高于其他各种宗教的至尊地位。
诚然，元廷之崇佛政策，是产生积极的效果，即“不仅元室把西藏作为一家来看待，西藏僧人也设想元代是古代吐蕃赞普的再现，在他们的影响下，藏区僧俗官民同样把元代皇帝视为最高的共同主人”，进而促成了“天下一统”的共同理念，促进了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帝师制度的建立及其赋有之特权为历代萨迦法主所承袭，总制院之设立以及后来改制为宣政院，藏传佛教势力在元朝政治地位逐步加强。君不见忽必烈建元一统天下，“虽亦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礼，
百年之间，所以隆奉敬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于是，本有功于元代政治建设的藏传佛教因为地位独尊，过分受宠于元廷而逐步走向了另一极端，对元代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政治方面我们另有他文讨论，本文专述元代国家经济因元廷毫无节制地崇佛（ 藏传佛教）所受到的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一）佛事之多，耗资巨大；（二）建寺写经，劳民伤财；（三）赏赐无度，舍本逐末；（四）偷税漏税，僧之为最。
一、佛事之多，耗资巨大
元廷崇佛之盛况，可谓空前之盛举。自忽必烈之后，元朝君王及其家眷，须受戒皈依，为佛弟子。尤其皇帝本人，更是如此，即位之先，复有受戒九次之说。《南村辍耕录》卷三“受佛戒”条云：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倍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答”，此国俗然也。
新君即位，例颁《珍珠诏书》，以示尊崇。帝师至京，复往受戒，皇后亦然，并且颁诏天下臣民齐受佛戒。法会（元称好事）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就有三十多种（见表一）。
而实际上据《元史》所载，佛事最多时（大德七年）达五百余种！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据《元史·祭祀志》载，各位帝后之影堂并非一处，往往各据一寺：“影堂所在，世祖帝后在大圣寿万安寺，裕宗帝后亦在焉。睿宗帝后大普庆寺，仁宗帝后亦在焉。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安寺。武宗及二后大崇恩福元寺为东西二殿。明宗帝后大天源延寿寺。英宗帝后大永福寺。伊克皇后大护国仁王寺。”据此，我们再结合《元史·本纪》所载列表如下，可知蒙古及元代帝后御容影殿之一斑（见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