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丁卯，修佛事于贺兰山及诸行宫。……

　　冬十月……癸卯，命帝师作佛事于大天源延圣寺。……（卷三十泰定帝二）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罗列以后元廷所举行的各种佛事，相信佛事活动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直到元朝末顺帝时期，就已经病入膏肓，西僧哈麻阴进秘密术，顺帝以至王室成员整天沉迷于斯，淫逸无度，把整个国家社稷、王室朝政忘得一干二净。元王朝的逐渐衰败和最终灭亡，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王室崇佛如斯，为了佛事活动，可以对国家财产、人力、物力挥霍无度。我们今天无法准确估计当时就佛事活动一项一年要花去多少钱财，但我们根据《元史·本纪·文宗二》所载可知，天历二年（1329）二月中书省臣言“佛事岁费，以今较旧，增多金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并请求文宗汰去之语可知，当时每年佛事活动比过去增加的费用就如此之多，假使我们以最保守的方式估算，原本所花经费与增加之数相当的话，那么，文宗时每岁所用于佛事活动之耗用就是：金二千三百两、银一万二千四百两、钞十一万二千四百锭、币帛六万八千余匹了！要知道这可是最为保守的估算而已。据史载，在大德二年（1298）国势稳定时，国家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而到了三十余年后天历二年，即便我们以最乐观的估计，此时的岁入是大德二年的两倍，即金三万八千两、银十二万两、钞七百二十万锭，那么，除去（我们最为保守的估计）当时的佛事活动费用之后，只剩金三万五千七百两、银十万七千六百两、钞三百零八万七千六百两，几乎耗去了我们最为乐观的估计岁入之十分之一！然而，这十分之一还只是佛事活动一项的费用。这样势必造成国家财政空虚，损坏既有的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至顺元年（1330）秋七月中书省臣言财政空虚之五端时就提到了佛事“近岁帑廪虚空，其费有五：曰赏赐，曰作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请与枢密院、御史台、各怯薛官同加汰减。”（《元史》卷三十四》）然而，佛事尚不是全部，此外，还有建寺写经、频繁赏赐等项，人力物力之耗，也是耸人听闻的。

　　二、建寺写经，劳民伤财

　　蒙元王室为藏传佛教修建寺庙的传统由来已久，大概最初始于1246年，萨迦班智达携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抵达凉州后，因为法力高深而深得阔端所爱，特地为萨班修建了幻化寺为其住锡之地。以后元朝皇室资助建造佛寺、泥金写经等的事例，在藏汉文史籍中都很多，藏文史籍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萨迦南寺的修建如何得到元王室的赏赐云云。这里我们只就元朝中央究竟花了多少金银财宝在西藏之外的地方建寺写经。

　　入元以后，随着帝师制度的确立，藏传佛教在西藏之外的广大国土上迅速蔓延和发展，于是兴建佛教寺庙蔚然成风，仅大都一地，史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永安寺（香山）、大承天护圣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寿寺、寿安山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崇国寺、兴国寺等。此外，在宫廷内也有佛寺。修建这么多的佛寺耗资之巨，动辄就是千万两金银计。这里我们依然仅限于《元史·本纪》所载做一个粗略的翻检，建寺之多，劳民伤财同样会让我们吃惊不小：

　　谁都不会怀疑，上表所列只能是元代建寺的一部分而已，其中只有一些明确记载花了多少钱财、物资和人力的数目，总计先后调用了各种军士32000人、工匠1400人、役卒卫卒13000人，耗金30铤又540两以上、银100铤、水银240斤、钞10000000贯又51700锭；而许多并没有注明详情，其占用了多少土地，耗用了多少人力和资产，我们无从确知，而这些缺载的大多是像大护国仁王寺、大崇恩福元寺、大乾元寺、大龙翔集庆寺（南京）之类极其重要的寺庙，所耗还会比有记载的寺庙少吗？有些即便有所说明也难以具体量化，比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以江南总摄西僧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建天衣寺，而这些金银宝器究竟是多少，只有去想象了，反正怎么想象杨琏真加所盗墓宝也不过分！有些只记载了半截，比如至治元年（1321）十一月“益（ 增加）

　　   役卒3000人”建寿安山寺，紧接着至治二年（1322）八月又“增役卒7000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先后增加的役卒就有10000人，那么，原先就调用的役卒难道会少吗？而元贞元年皇太后建寺五台则专门划定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人民）应其所需，这个数目肯定是今天我们永远也算不清的一个天数（见表三）！

　　元代建寺，究竟多少，本文不及作彻底的研究，但从《元史》卷三十五所载，可以看出其数量之巨大、规模之奢侈，已经到了因“国用不充”而不得不“裁省”的地步：

　　至顺元年（1330）闰七月……中书省臣言：“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银、钞、币不赀，今国用不充，宜从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减。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为百四所，令有司永为岁例。

　　建寺劳民伤财，这还不够，为了建寺，朝廷不时要建立许多僧司管理工役，建成后要设衙门管理寺院赀产等事务，这些衙门都是要吃皇粮的，皇粮当然是从老百姓那里收括，而这些衙门的品秩有的相当高，据对《元史》的不完全统计，其中三品以上就有如下（见表四）。　

　　
　　有些僧司衙门数设数罢、数罢数设。比如，大护国仁王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至元十六年）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以散扎儿为达鲁花赤，李光祖为总管。

　　（大德七年）八月己丑，罢护国仁王寺原设江南营田提举司。……

　　（至大元年）冬十月乙巳，护国仁王寺昭应规运总管府为会福院，秩从二品。

　　（至正六年）十二月……甲申，诏复立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凡贷民间钱二十六万余锭。……

　　（至正十年）秋七月……癸亥，以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仍属宣政院。……

　　这样折腾，不但使国库流失更重，而且更有甚者，“国库羞涩”时居然“贷民间钱”也要设立这于国无补的寺院衙门！

　　元朝百年，在元皇室的倡导和带领下，朝野内外，举国上下，崇佛之风有增无减，除了上述之外，写经塑像，当然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于是，泥金写经以及塑造佛像、佛塔之类蔚然成风，金银铜等贵重金属的耗用也是相当惊人的。单就塑像而言，其耗用也难知确数：至治元年（1321）六月作金浮屠于上都，藏佛舍利。同年十二月，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泰定元年（1324），造金宝盖，饰以七宝，贮佛舍利；三年（1326）秋七月，敕铸五方佛铜像。史料只告知我们寿安山寺佛像就耗铜五十万斤，五方铜像恐怕也不会太少；至于用来藏佛舍利的金浮屠、金宝盖之类耗金估计不会有铜的用量大，但也不会逊色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