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汉地的佛道之辩与吐蕃的佛本之争有上述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现象，特别是研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汉地佛教初传之际未能同道教发生直接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佛教初传之际，中土各种"道术"盛行，佛教也被人们误解为"道术"之一种，而西域僧人为传教之需要，也迎合汉地悠久的传统文化，自称"道人"，形成僧道不分的局面。而初期的道教则是民间宗教，并且由于作为其原初形态的五斗米道和太平米道，一为在汉中割据的民间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一为动摇东汉政权的黄巾军核心组织，均受到皇室政权的压制，故而未能和佛教发生直接冲突。至魏晋南北朝，道教经葛洪、寇谦之、陶洪景诸人的改造，逐渐成为贵族宗教。而此时的佛教，虽有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但更有梁武帝的崇佛和北魏文成帝、北周宣帝、静帝的兴佛。由此出现佛、道同王权争宠、进而相互诋毁、抨击的情形。佛道之辩及至南北朝时出现高潮。

　　在佛道之辩中，有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一为"夷夏之辩"。在此争论中，道教徒理所当然的认为道教为华夏学术传承，而佛教则为边远夷狄之地所传，故为华夏君子所不齿。其二则争论佛、道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双方（特别是道教徒）不惜伪造历史。最为著名的是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言老子出关之后，西涉流沙，入天竺（古印度）从事传教，化异胡人，释迦牟尼实为其后世弟子，云云。而佛教徒则根据历史常识，指出此系胡编乱造，虚妄可笑。同时，佛教教徒利用佛典浩瀚，道教徒急于在经典数量上同佛教一比高低，大肆伪造经典的心理，不遗余力地揭露道教经典的伪造、篡改和晚出。如周甄鸾在《笑道论》中就指出道教《黄庭元阳经》是汉代张陵编造，《灵宝经》乃三国吴时始出，《上清经》为晋时葛玄造，齐宋时才流行，《三皇经》为鲍静造，鲍静还因伪造经书之事败露而被诛杀。他还指出，道士大肆篡改佛经为道经，将《法华经》改为《灵宝妙经》并且"自余道作皆窃佛经"。

　　南北朝时期佛道争相攻讦，但争论的结果却以二教合流、融合儒、释、道三教合一占主导地位。或云儒佛二教"殊途而同归"，或云"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导"。或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

　　以佛道之辩为核心内容，后人陆续编成《弘明集》、《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续古今佛道论衡》四集，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一饶有趣味的特殊文化现象。其争辩之余音渺渺，响至千年。但自南北朝而后，"三教合一"成为识见主流，以儒家学说不可动摇之主宰的基本格局不曾更改，而汉地中国化之后的佛教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儒教和道教一起，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