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粗略考察了汉地东汉至南北朝之间的佛道之辩和吐蕃历史上的佛本之争，将这两种文化现象予以对比，大致可以得了以下几个结论：

　　1. 本土文化是民族文化和民众心理积淀的产物，有着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传统习惯势力，在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情形下，它有着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强大的保守势力。在改造传统文化机制乃至消灭其落后意识方面，不能单纯采用强硬行政手段，不能低估其在民众中的影响，而只能通过文化自身的调节和民众的自我抉择实现历史的进化。对于宗教意识尤其如此。否则，文化的断裂将导致伦理和价值观的迷惘，直至政权的沦落。而传统文化本身并不因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彻底销声匿迹，它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民族文化深处。藏地的本教虽经多次毁灭性打击，但除却现仍在藏区的许多本教寺庙外，其诸多仪式尚保留在佛教仪轨中，并且其思想观念仍从藏区民众行为及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

　　2. 外来文化若想在新的环境中立足，必须充分适应新的文化氛围，并不断改造自身文化机制，以适应民众心理对文化本身的要求。这在外来文化传入本土的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汉地佛教在传入初期便借助"道术"，着重宣传修禅养气，甚至不惜牺牲教旨，宣传修禅成仙（参看东汉安世高译《大安般守意经》等）。而吐蕃前弘期佛教代表人物莲花生则更重咒术、"降妖"从而取得佛法在吐蕃的巨大胜利。

　　3. 文化的制约机制越多，也就是文化的对比参照系越多，文化自身的发展也越繁荣，对外来文化的营养吸收也就越充分。汉地佛法传入时，已经过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阶段，因而有接受外来文化挑战的机制和心理准备。而吐蕃本土文化由于只有本教这一孤立的参照系，故而使佛本之争演变成你死我活的争夺。在汉地，佛道之辩后是盛唐包纳天下的宏大气魄；在吐蕃，佛本之争导致王朝的覆没和其后几达千年的佛法一统天下的较单一的文化政治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