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禅宗，义理发挥殆尽，而开始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儒士参禅，援禅入儒，赋予儒家学术新生命，构建起体大思精之理学。其开山者周敦颐以“无为之诚”，“无念之静”，阐述儒学；程门以“不动心”固其心志，以禅理而立易理，为理学开启发展之路；朱熹抑扬并兼容禅学，确立了理学的思想体系；陆象山于谢、张之后，标出“心即理”的命题，以一心涵盖天理，实为禅宗思想对儒学长期渗透的结果。总而言之，宋代儒学之新也就新在禅学，其新兴之根也就在禅宗！


　　 隋唐两代，佛教犹如冲出烈焰的凤凰，以新的姿容面向社会。入宋，已发挥殆尽的禅宗思想，分头并进，各逞其能，全面地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帝王公卿谈禅，三教综合之风弥漫朝野。名贤、硕儒也不甘落后，儒士参禅，阴禅阳儒，早已滥觞于宋初。他们以儒术和禅道为经纬，或者说援禅入儒，赋予儒家学术新的生命力，构建了博大精深之理学，而为后世所遵奉。
　　 严格地说，理学家也多为士大夫，但理学家禅学与士大夫禅学不同，它不直接着眼于政治教化而突出三教合一，而是把禅学作为思维方式和思想资料引入儒家传统。换句话说，士大夫禅学是政治的，理学家禅学则是学术的，或者是形而上的。
　　 当代学者曹聚仁在谈到理学时曾说：儒家的兴趣本来只在于社会与人生，以后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宇宙观，至魏晋又吸收了老庄的自然主义。“在思想斗争上，佛学乃是儒家碰到的最坚强的敌手。于是，用《易》学作武器，运用了道教的法宝来和佛家的‘法’作生死战，这便是宋明理学家的‘新’。自来儒家都是托古改制，借别人的尸来还自己的魂。其成功在此，其失败也正在此。”〔1〕结合清代大儒颜元的话：“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2〕他们二人对理学多厌恶之意，其措辞难免刻薄， 但对宋代理学融贯儒、道，并借禅家之“尸”，还儒家之“魂”的本质，还是披露无遗的。
　　 其实，理学家游走禅门，援佛入儒，早已是公认的事实，尽管他们对禅家多有批评而表现出排佛的倾向，但他们大多与禅僧有密切关系，对禅宗思想也究之甚详。至于他们的思想，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性命天道的论述中，以及入道的方法，都受到了禅学的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理学博大精微，内容涉及天地万物之原直到人伦日用之道，是集中阐述“性与天道”的学术思想。理学的最高范畴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理。在外它是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在内它又是心统性情的道德本体。正因为如此，它与专讲“即心即佛”的禅宗思想从根本上是相通的。所以，理学家所讲的无极、太极、理、气、心诸范畴虽然和禅宗追求的超越境界不同，但和禅宗谓之的心、性、虚空以及真如生灭两门生一切法的说法相通。理学家论性，精审细密，辨析毫芒，实有得于禅宗“还得本心”，“自性清净”的心性学说。论工夫，干脆讲诚、敬、静以致渐修、顿悟。可以这样说，宋儒如果不从禅门汲取思想资料，就不会有如此严谨的谈心论性之说，中国思想史上也就不会有理学这个阶段。尽管他们也批评禅宗以作用为性，非难佛家的出世倾向，不满于禅宗顿悟、偏空的入道之途，但还是不断地浸淫佛学，以禅宗思想随机言理、言性。至陆象山倡心学，尊德性，于是和禅法也就更加接近了。像宗杲这样的禅门巨子，不仅教儒士、名公“改头换面，借儒谈禅”，他自己也与禅化了的儒家学说——理学遥相呼应，以“天命之谓性”为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为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为千百亿化身，把儒、释合流的趋势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面。理学阳儒阴释，丰富并深化了儒家文化的内涵；禅衲更是据经谈禅，强化了禅宗的中国特色，加速了三教合一的步伐，宋代理学与禅学就是这样兼济互利、相得益彰的。
　　 有关理学之禅学实在引不胜引，可以专著论述。这里仅列有代表性者，以示其思想特色之一二。
　　 　　周敦颐的“无为之诚”与“无欲之静”
　　 周敦颐，字茂叔，称元公，学者称濂溪先生。《濂溪学案》有百家案语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可见，理学之开山者即周氏。其所著《爱莲说》流传甚广，“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已成烩炙人口之名句。殊不知莲乃佛门教花，该文立意实取之佛家净染之学说。敦颐受佛家影响亦可见一斑。
　　 据传，周氏曾参晦堂祖心，问教外别传之旨，祖心喻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并以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等句，启迪他的思维〔3〕，可以说是引导其用圣贤经传之言巧说禅者。 其后他又见佛印，问“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为道？”印曰：“满目青山一任看”，于是有省，并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慧远庐山结莲社之事。〔4〕于此亦可见其有意综合禅门之理于儒家之说的思想倾向。 他也说“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开遮指拭，无繇表里洞然。”〔5〕其受禅学影响之深， 尽在这寥寥数语中。难怪有人说“周子长于禅学工夫”〔6〕了。
　　 周氏说理，已包含了浓厚的本体论色彩。他突出“诚”的本体作用，强调“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7〕他不仅视“诚”为道德本体，而且以其构通万物之原。难怪有的思想家说：“《通书》一诚字括尽”〔8〕，“周子之学以诚为本”〔9〕。显然，其以“诚”为本的思维方式，虽然与禅宗以心为宇宙之本和万物之本不尽相同，但却是受祖心“向自家屋里打点”的启发，并在禅宗心性本体论的影响下而成就起来的。刘蕺山还说其《通书》一篇，“将《中庸》道理又翻新谱……句句言天之道也，却句句指圣人身上家当”〔10〕，可以说是对周氏以禅家清净自心，巧说儒门天道、人伦的印证。在论到“诚”的作用时，周氏强调：
　　 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11〕
　　 这里又把诚视作无为而接近于宇宙本体，以爱为仁而论及善恶，则更显出佛家心性论的蛛丝马迹了。
　　 这里周氏还认为，动之几则有善恶分，故君子慎动。他说：“寂然不动者，诚也”〔12〕，这是以诚为静，而“静”“非动静对待之静”，乃“循理为静”〔13〕之静，故他又说：“无欲为静”〔14〕，可见其“主静”之说同样是来自禅宗“离相”、“无念”以及“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与默照的内涵相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