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周敦颐于理学贡献的基本观念和基本范畴——诚、静，是掺溶了早期禅家无为、无念的心性学说和思维方式，并因之陶冶而成的。
　　 附带说明，在理学的所有派系中，关学是受禅学影响最小的一个。然而张横渠之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佛教四弘誓愿相近，也与《坛经》所发四大弘愿的思路相通〔15〕。其所著《东铭》、《西铭》则可与契嵩法语之宗旨互相发明（不再赘叙）。他的“天地之性”实在就是禅宗谓之的“真如本性”，而“气质之性”则大致相当于《坛经》中所说的“妄念浮云盖覆”而“不能明”的“自性”，即佛法中谓之的“无明”，总之，关学也不是完全与禅宗绝缘的。
　　 　　程门之“不动心”与以禅解《易》
　　 理学的奠基人程氏兄弟与张载不同。一方面他们贬抑并排斥佛教，认为“若尽为佛，天下却没人去理”〔16〕，“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为害尤甚杨墨之害”，因而要学者“直须以淫声美色以远之”，否则，将“骎骎然入于其中。”〔17〕所以他们“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18〕。其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佛教思想渗透力的肯定。另一方面，他们又出入于佛老，对禅宗思想颇多赞誉，并且大量吸收，融贯佛教义理。程颐说：“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抵浅近。”他们还认为：“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尽乎高深。”〔19〕但是，无论褒扬，还是贬抑，他们对佛教思想的亲合及深刻了解则是事实。他们在致学、修养上采用静坐、用敬、致知的方法，显然也是受佛家戒、定、慧三学之启迪而创造出来的。还是高景逸说得好：“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20〕，此语对其抑扬佛法的矛盾行为，可以说把握得最为准确。不过要说其“辨异端，辟邪说”则也有阳儒阴释之嫌。“心中无妓”与“程门立雪”的故事则透出他们身上浓郁的禅味。禅宗思想不仅被他们用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禅僧之立身行事也被他们作为行为的准则。
　　 程氏兄弟赴宴，席间有歌妓陪酒。一向严谨乃至于迂腐的小程伊川愤然离席。大程明道却谈笑风生，尽亨口福。翌日，伊川见明道于书房，并责之有失尊严。大程却说：“昨日座中有妓，我心中无妓，今日书房无妓，你心中却有妓。”几句话说得小程自叹不如〔21〕。程颢所为，完全是禅门“不动心”和“放下即是”的思想在理学家生活中的再现。
　　 《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载：程颐“接学者以严毅，尝瞑目静坐。游定夫，杨龟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顾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22〕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是脱胎于禅门“立雪断臂”的传说。其静坐无疑是禅宗谓之的定慧之功，尽管宋代有不少禅僧已摒弃了这种如哑羊枯坐的禅定功夫。甚至当尹彦明问其“如何是道”时，他索性回答“行处是。”这也与禅家公案无二〔23〕。
　　 程氏兄弟言如禅，行似禅，关键在于他们与禅学的长期接触并由此形成这一素养的。程颢“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24〕程颐同样“学道几五十年”，而且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25〕其被贬涪州，渡江时至中流，船将倾覆，舟中人皆号哭，唯程颐正襟安坐如常。至彼岸，一老丈问其何独无怖色，颐曰：“心存诚敬耳”。老人则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颐欲与之交谈，老者径去不顾〔26〕。。这里老人认为诚敬不如无心。看起来程颐对这一充满禅机的话也是心悦诚服的，因而欲向他求教。由此可见，程颐虽不象程颢“不废观释、老书”，且说理常举佛语，但其对佛家还是多有称誉的。他说：“今僧家读一卷经，便要一卷经中道理受用。儒者读书，却只闲读了，都无用处。”〔27〕并且肯定：’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患其纷乱，则须是坐禅入定。”〔28〕这里如果借用叶水心《习学记》对程颢、张载的批评，倒是能清楚地揭示二程，实际上也包括所有理学家兼容禅学的本质。他说：
　　 案程氏答张氏论定性，“动亦定，静亦定……内外两忘，无事则定，定则明……皆佛老语也。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知者……未有坐老佛病处而辨老佛，以明圣人之道者也。〔29〕
　　 尽用其学而不知，可以说是禅宗思想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实也未必不知，后来宗杲教张九成“改头换面”，大概正是为了迎合这些硕儒欲言还羞的心态。然而借禅宗思想“以明圣人之道”则是理学家的同趋之途。二程门人多从佛学，连程颐称赞末流于夷狄的杨时、谢良佐亦入于禅，这不能不说，儒家学说在宋代显然接受了禅宗思想的洗礼。
　　 首先，二程藉佛理以谈《易》。
　　 儒家之五经，乃至十三经中，最富哲理性的就是《易》了。魏晋名士借《易》谈玄就是这个道理。宋儒也不例外，他们要使得儒家思想深化而为一种普遍的哲学体系，也只有在《易》上大做文章，故宋初思想家借《易》立言，蔚然成风。但他们不再象魏晋名士那样，仅以老庄说《易》，而更多的吸收了佛家的义理。二程之《易》学，则是以佛说易的代表之作。
　　 程颢讲：“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阴减。”“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30〕这显然和《坛经》三十六对说法相一致。
　　 他还说：“心要在腔子里。”〔31〕这与慧能所说的清净自心，“即时豁然，还得本心”〔32〕的精神相通。百家案语进一步解释说：
　　 腔子指身也……愚则反之曰：“腔子要在心里。”今人大概止用耳目，不曾用心识得身在心中，则发肤经络皆是虚明。佛氏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何处容其出入？〔33〕
　　 这一解释把大程的思想剥脱得一丝不挂，其与禅宗“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34〕的话则契合无间。
　　 程颢说易，特别强调“不动心”之作用。他说：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因不动，故言寂然，唯不动，感便感，非自外也。〔35〕
　　 程氏所引乃《易》系辞中的一句。原文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里截去后四字意思也就变了。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因天理具备，或如禅家所说清净自性，真如本性，寂然不动，便能豁然贯通。此乃内心的作用，而非外在的作用。这显然是禅宗“心量广大”，“识得自家宝藏”，或者说是“反观内照”的意思。这一小小的改动，已不再是老庄之《易》，也不完全是孔门之《易》，而是通体散发着禅味的《易》了。南宋时，还是那个名震朝野的宗杲也曾以此八字欲接引老儒焦援，结果被这位熟悉章句之学的先生顶了回去：“和尚不可破句读书”。其实，这一破句读书并非宗杲发明，也非程氏首创，此前周敦颐在《通书》中已经开其先例了。而以后，代有其人，以禅说易，大体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