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形式主要是指论辩过程中使用的推理形式。墨辩几乎讨论了所有推理形式，只是它研究推理只重出故而不拘形式，因此没有十分明确具体的规范论式，在三大逻辑中，墨辩对推理形式结构的研究最为不力。墨家始终把推理作为论辩方式来研究，而归纳与类比在论辩中的作用与演绎并无多少区别，所以，墨辩对归纳、类比的研究较为重视，尤其是对类比的研究，墨家逻辑所取得的成就最高。墨家还总结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论辩方式。比如《小取》说：“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相当于附性法直接推理；“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引对方所赞同的观点，来证明对方所不赞同的我方观点；“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指出对方所不赞同的与对方所赞同的属于同类，这是应用矛盾律的归谬反驳方式。此外还有擢、诺、止等等。
　　 因明学的论辩方式很有自己的特点。《正理经•论式》中道：“论式分宗、因、喻、合、结五部分。宗就是提出来加以论证的命题即所立，因就是基于与譬喻具有共同的性质来论证所立的理由，即使从异喻上来看也是同样的。喻是根据与所立相同的同喻，是具有宾词的实例，或者是根据其相反的一面而具有相反的事例。合就是根据譬喻说他是这样的或者不是这样的，再次成立宗。结就是根据所叙述的理由将宗重述一遍。”这是古因明的五支论式，它所包含的推理形式是归纳和类比，而没有演绎的成分。这与墨辩有相同之处。新因明改五支式为宗、因、喻三支式，并不仅仅是使论式简化而已，更重要的是使论式中增加了演绎推理，使整个论式变成了演绎、归纳与类比的结合体，使得新因明具有非常强的论证性，体现了中古印度的逻辑进步。
　　 因明论式，不像形式逻辑那样使用变项，它不用数学材料、手段和符号，而是像墨家逻辑那样以自然语言为工具，但它却也创造了严密的形式体系，它要求对论辩形式的成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给予逻辑分析，以确定并阐明论式的“逻辑必然性”。就形式结构的研究而言，因明三支式的严谨科学性超过墨辩。

　　 　　七、谬误论

　　 研究谬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识别谬误，不仅使自己避免产生谬误，而且也能揭露别人的谬误。谬误问题也是墨家逻辑和佛家逻辑研究的重点，两种逻辑都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谬误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都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避免、克服的措施，而且许多具体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也各有长处与不足。逻辑是求真的工具，而真与假则是相反相成的，求真必须去假。这两种逻辑都受到论辩之风的影响，而如何对付诡辩则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两种逻辑都有丰富的谬误论内容。
　　 《小取》是墨辩逻辑体系的大纲，论述谬误的内容竟占了大半，比如：“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止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也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止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譬、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这里讲的是譬、侔、援、推四种论式，论及可能产生的逻辑错误及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一般推论。《墨经》六篇中都涉及到谬误问题，从墨家经常使用的悖、谬、妄、乱、过、狂举等术语中，便可以看出墨家论谬误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另外，墨家还把当时广为流传的著名诡辩命题进行具体分析，理论与实践结合，使他们对谬误的研究显得更为深刻。
　　 因明学对于无效证明的研究是最为深入细致的。《正理经》提出了5类似因、3种曲解、24个误难、22项堕负，都是谬误的表现形式。因明一开始就很重视谬误研究，如早期著作《瑜伽师地论》中就有“论堕负”部分。不过，早期因明著述中所讨论的谬误有许多内容是论辩术方面的，与逻辑没有多大关系。比如，他们认为急躁、自负等等都属于堕负，如果论敌因不能制服发言者而泄露他的某些生活隐私，那同样是堕负。陈那无疑是谬误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增删，约为14过类。所谓“过类”，亦称似能破，是指与能破相类而实有谬误的一种反驳方式，是不能运用语言来揭露敌者观点的谬误，或者是对本来无错的比量而横加指责所产生的过失。陈那还以论式的三个支为基点对谬误进行研究，提出的谬误种类有似宗5种，似因14种，似喻10种，总29过。后来虽有所增改，但基本内容并无多大变动。
　　 比较而言，佛家逻辑中的谬误论更为丰富和独具特色。墨辩虽然涉及到悖、谬、妄、乱、过、狂举等逻辑谬误，但没有专门进行论述谬误的篇章，而且其讨论谬误的篇幅在《墨经》中只占少部分。新因明的主要任务在于排除各种错谬，建立一条足以悟他的论辩途径，因此其谬误论占了因明著述的很大部分，如陈那《理门论》约占四分之三，这是迄今还没有哪一个逻辑系统可与之相比的。

　　 　　八、后续发展状况

　　 先秦时期，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促使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于是造成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墨家之学也被视为与儒家并列的“世之显学”。秦以后，随着政治上中央集权，思想上先是“焚书坑儒”，而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遂使辩风停息，思想界生动活跃的气氛被强权扼杀，墨家逻辑也就日趋衰微以至中绝。至近代，伴随西方传统逻辑的传入，极大地刺激了思想界对墨家逻辑的研究，梁启超、章太炎、谭戒甫、伍非百等学者开创了中国近现代三大古典逻辑比较研究的先河。这些研究虽对《墨经》原典的发掘整理有很大功绩，但对墨家逻辑本身却无创新超越之力。
　　 公元2至5世纪是佛家逻辑的形成与创立时期，肇始其基者当推小乘，其《方便心论》的古因明已初具规模。随后大乘学者论述的七因明，建立了佛家逻辑系统的最初形式。陈那造《理门论》《集量论》等，创立了新因明的逻辑系统。7世纪后，法称、宝积静等则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作。至10世纪之后，因明学随着佛教的衰落而在印度本土终成绝学。因明学在中国的传播从4世纪就已开始，有汉传和藏传两大分支。汉传因明自唐玄奘从印度带回大批因明经卷，经他翻译和反复讲说，以及众弟子们“竞造文疏”，使因明研讨蔚然成风，形成很大的影响，并东渐日本、朝鲜。但自唐武宗会昌禁佛后，继以五季之乱，义学不作，因明遂不受重视，并随法相宗的衰落而式微，至明清以降五百余年几成绝学！直至清末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陆续刊行三百多种佛家著疏，因明研习才在汉地开始复苏，经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欧阳竟无、谢蒙、太虚等人的推崇和探讨而形成了研究高潮。因明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则大不相同，陈那的著述、法称的七论、法上的著作和其他印度因明家的著作几乎都有忠实的藏译本。当佛教在印度本土衰微之后，藏区学者开始独立撰写自己的因明著作，因明研习从未中断。而且，无论是汉传因明，还是藏传因明，都对佛家逻辑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逻辑理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