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之所以就是“太极”，就是道家的理论极限，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由于对“无限”的无法说明。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试图对“无限”作出说明的人，恐怕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表述上的巨大困难。困难的原因在于，“无限”（雅斯贝尔斯称为“统摄”，冯友兰称为“全”），指的其实是某种非对象的存在。可当你去思考它时，它就成了你思想的对象。于是，主、客对立产生了，因为这是认识的前提。而一旦它已成为你思想的物，那就必然是分裂之中的存在物。由于分裂是一个本来统一的东西被撕裂开的状态，因此，在这种状态下获得的认识，便肯定不再是囫囵一体的无限。道理很简单，假如这是包容一切的“一”，那么，当我要研究这个“一”的时候，“一”与我便成了相互对待的存在，而“一”与“我”一旦成了相互对待的存在，那么，此时的“一”，便决不再是包容一切意义上的“一”了，因为至少我已经不再包括在此“一”中。与此同理，当你去说明“一”的时候，说明本身便成了“一”的对待物。“一”的无所不包性，自然也要包括你的语言才行，而你若说明它，那么，被说明的对象便也肯定不再是无所不包的“一”了。即：“无限”变成了“有限”，“无”转化成了“有”。
　　 显然，老庄的无限论，亦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以上的苦恼。《老子•一章》就向世人披露了这一苦恼：“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给“无限”起的名字，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并且可以说明那无所不包的“无限”，那么，这个无限便不成其为“无限”了。因为既然无限无所不包，那就应该包括这个“道”字，而一旦用“道”来说明“无限”，“道”与“无限”便成了相互对待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讲，“道”，说得出的，便不是永恒的“道”；“名”，叫得出的，便不是永恒的“名”。老子为什么要说“道常无名”、“道隐无名”，为什么要强调“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希言自然”，恐怕也都是基于以上的苦恼。对此，庄子在认真总结老子思想的同时，更给后人留下了一道最大的难题：“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能知之，此之谓天府。”（《庄子•齐物论》）形成于唐朝中叶的禅宗哲学，历史地承载起这至为艰巨的理论任务。

　　 　　三、“心法”——禅宗对道家理论极限的超越与被超越

　　 道家的理论极限，实源于把握上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用经验去感受超经验的存在；用语言去陈述超语言的东西。要破除这个悖论，只有一个办法，即抛却感受和陈述的经验、语言前提而直入肯綮。禅宗及其“心法”要妙，即存乎此。
　　 依禅宗的说法，释迦牟尼有一种秘密传道法，称为“密意”或“心法”。这个“密意”或“心法”，在印度经过了二十七代的传授，到梁武帝时，始由达摩传至中国。又经五代传人，始衣钵慧能，是为“六祖”。慧能生前传道的方法，被弟子记录下来，辑成《六祖坛经》。任继愈先生认为，“禅宗在西方的传法世系，恍惚迷离，完全是中国禅学者补造的，不足信。”（《农民禅与文人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实际上也确乎如此。一定意义上说，禅宗基本上是由中国人自创的，因为其理论本身乃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顺势发展和继续，这种发展和继续形式中所呈现的突破或超越，也是对前一种哲学所遇到的理论极限而进行的突破与超越。外来哲学的影响，充其量只是助力，而非主力。范文澜先生说：“（慧能）的始祖实际是庄周”（《唐代佛教》第六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说甚确。
　　 禅宗的立意本旨是“即心即佛”。慧能说：“故知万法，尽在自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味。”唯其如此，其传授的方法，也只能是“以心传心”的“心法”。当年慧能受法时，五祖弘忍对他说：“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慧能也说：“迷人口念，智者心行。”（以上均见《六祖坛经》）慧能的弟子神会亦道：“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神会语录》）它至少道出了禅宗的以下三大特征：1.废止语言，不立文字；2.追求顿悟，废止渐教；3.但求体道，不拘仪式。
　　 道家的最高困惑，是如何以非语言形式来状摹“道”或“无限”。而禅宗的理论，便刚好从这里起步。据《楞伽人法志》载，弘忍大师不喜言说，亦不喜为文，平素总是“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生不瞩文，而义符玄旨”。所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云者，正得其旨。北宋大师契嵩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中说：“默传，传之至也。……《涅槃》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义不依语者，以义实而语假也。曰依智不依识者，以智至而识妄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传也。”（《镡津文集》卷三）相传，慧能生来不识文字。可是他极高的悟性，不但使不识文字无法构成他体道的障碍，反倒成了一大天然长处。据《曹溪大师别传》载：“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不识文字。’尼曰：‘既不识字，如何解释其义？’大师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续藏经》第二编乙》）甚至有人认为，慧能自谓不识文字，非不识也，乃有意为之。契嵩即谓：“夫至人者，始起于微，自谓不识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说而显道救世，与乎大圣人之云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将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识乎？”（《镡津文集》卷三）同时，历史上，也每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废止语言，不立文字，可是，禅经所见，又安之而非语言、非文字耶？元朝宗宝云：“或曰：达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卢祖六叶正传，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经非文字也，达磨单传直指之指也。”（见《普慧大藏经》四本《坛经》合刊本）实际上，如果把禅宗的发展大致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话，那么，前期的弘忍、慧能等创立成长时期的确是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而《灯录》、《语录》等文字记录在悟道时的渐居主位，则是化为“五宗”后的后期情形。因此，从体道水平而论，后期往往不及前期。当然，这也并非绝对，临济宗的许多做法，常常可视为反例。